新課程改革理論

㈠ 新課改的三大理念是什麼

新課程的四個基本理念是：

1、關注學生發展：

新課程的課堂教學評價，要體現促進學生發展這一基本理念。這一理念首先體現在教學目標上，即要按照課程標准、教學內容的科學體系進行有序教學，完成知識、技能等基礎性目標，同時還要注意學生發展性目標的形成。

其次，體現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認真研究課堂教學策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體現學生主體，鼓勵學生探究，高效實現目標。

2、強調教師成長：

依據新課程評價目標的要求，課堂教學評價要沿著促進教師成長的方向發展。其重點不在於鑒定教師的課堂教學結果，而是診斷教師課堂教學中學生提出的問題，制定教師的個人發展目標，滿足教師的個人發展需求。

3、重視以學定教：

新課程課堂教學要真正體現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發展為本，就必須對傳統的課堂教學評價進行改革，體現以學生的「學」來評價教師「教」的「以學論教」的評價思想，強調以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呈現的狀態為參照來評價課堂教學質量。

4、新課程的教學目標為三維目標：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

(1)新課程改革理論擴展閱讀

置綜合課程是本次課程改革的重要特徵，實施綜合課程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知識的瑣碎化問題。在分科課程中，一個教師只需要處理某一學科領域中的問題；而在綜合課程中，一個教師必須根據活動或任務的需要，選擇許多學科領域中的知識並加以整合。這對習慣於傳統分科教學的教師而言是很難適應的。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東鱗西爪，把許多知識信息機械地甚至牽強地拼合起來，從而導致知識的瑣碎化。

第二，教師的知識和經驗問題。成功地實施綜合課程需要教師掌握相關學科的知識，如果教師缺乏相關學科領域的知識技能，就不可能將這些知識技能成功地整合起來，這樣就很可能導致綜合課程形同虛設。

另外，如果教師本人從未體驗過綜合課程，那麼他們實施綜合課程的難度將更大。這就要求師范教育的課程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使未來的教師對分科課程和綜合課程都具有充分的理論理解和實踐體會，這是實施綜合課程的必要條件。

當務之急是綜合課程的師資培訓要到位，要幫助教師從理論到實踐兩方面認識和解決綜合課程的諸多問題，提高教師對綜合課程的理解和信任。

第三，管理的問題。要在工作量計算、教學質量評估和學生學業考試上充分考慮綜合課程的特點，營造有利於實施綜合課程的外部環境。

㈡ 我國當前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存問題以及現實途徑是什麼

（1）現存問題
理論層面：當前,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大多基於這樣的理論假設,即個體專業發展就是將優秀和骨幹教師帶有經驗性、典型性的「特徵」傳遞給師范生或新任教師的過程。這種假設暗含著兩個前提,即優秀教師的成功做法具有普適性,同時,屬於教師專業領域內的職能素質信念與能力系統都是可以言傳、外顯的。而實際的情況是,一部分專業素質是緘默的、隱性的,屬於個人化的。
機制層面：由於受當前學術研究中部分人浮躁、投機與急功近利心態的影響,一些教育行政領導和教師教育者在教師的專業發展計劃中表現出很強的「目標—動力」導向,過於強調發展計劃對教師晉級、評優等方面的價值和影響,或依靠硬性指標、外部利益驅使教師參與各種專業進修和培訓,忽視從專業本身引導教師內在的自覺意識。
觀念層面：部分教師對自身專業發展意識淡漠,對職業規范、周期及專業發展規律、價值等認識不清,影響了長遠的專業發展。
物質層面：由於我國可供利用的教育資源有限,加之有些地區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使得很多理論上可行的計劃在實施時難以取得預期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師專業發展行為流於形式。
（2）現實途徑
完善教師資格證書制度是基礎環節； 加強教師培訓是客觀要求；
發展性教師評價是保障機制； 教育行動研究是有效途徑。
2、我國當前學校教育中師生關系存在的問題、原因分析以及可能途徑？
答：（1）現存問題：師生關系的疏遠與冷漠；師生關系的實用與功利；師生關系的對立與沖突
（2）原因分析：歷史文化因素；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教師自身主觀的因素；教師不良的教育手段；個別教師師德滑坡。
（3）可能途徑：確立生命教育理念；改革教育方式；加強師德建設；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㈢ 新課程的四個基本理念是什麼

1、提高科學素養------新世紀對公民的基本要求。

2、面向全體學生------使每個學生都能有提高和收獲。

3、倡導探究性學習------學習的方法和思路，為今後的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4、注重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提高學習效果的有效途徑。

(3)新課程改革理論擴展閱讀：

學生是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對象，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學生，這是教育工作者面對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學生觀的核心內涵是，學生究竟是人還是物。

至少在口頭上，幾乎任何人都認為學生是人，然而，在我們實際的教育工作中，卻普遍存在著把學生當做任人擺布的物的現象。這涉及一個如何看待人的問題。這次課程改革對於學生的看法堅持了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統一性、規范性

作為生活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的人，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使學生具有「被決定」的一面。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闡述，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新課程必須具有必要的統一性、規范性，這一點在課程標准中得到了體現。

第二，主動性

作為具有主動性生命形式的人，學生與無生命的物和有生命的植物、動物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這種主動性，使人能夠不斷地「更新」，不斷地超越自我。因此，在課程實施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充分考慮如何保護並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

第三，學生具有「未完成性」。

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這種未完成性是指：在我們的學生身上，具有豐富的潛能，存在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蘊藏著對於復興中華民族大業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源。促進每一個學生的充分發展是這次課程改革的一項重要使命。

㈣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目前還存在爭鳴，眾說紛紜，但綜合起來看，無外乎以下幾點：
1、新課改中各家所追求的「直接理論基礎」，應該是課程與教學論層面的理論基礎，它是在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指導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基礎上，綜合多學科理論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徵的課程與教學理論。
2、至於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實用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現代西方新理論」在新課改中的地位，以及它們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個人全面發展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這些「新理論」進行解讀、批判、改造、借鑒，既不能採取簡單拒斥，也絕不能簡單搬用、套用，更不能說它們是我國新課改的理論基礎。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尤其哲學界，都已經認識到這些西方哲學思潮在反對科學主義的本質主義、客觀主義、理性獨斷的同時，自身又有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和多元主義等巨大局限性。
3、因此這個沒有確定的答案，教育報曾經發表過爭鳴討論的文章。

㈤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支撐是什麼

新一輪的基礎教育改革正處在推廣階段，但當前在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問題上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這些爭論將會對新課程改革的走向產生影響，必須正確對待和引導。
是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
真正意義上的課程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教科書的更換」等技術層面的革新，而是課程理念的創新與深化。
二十世紀，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三次課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改革的理論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第二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布魯納的結構主義；第三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新興的建構主義。
我國正在進行第八次課程改革，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基礎：
建構主義的真理觀、知識觀為強調發展兒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肖川：《知識觀與教學》，《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構主義是對傳統的學習觀、知識觀、課程觀的一種挑戰和超越。
——鍾啟泉：《課程發展的回歸現象和非線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現代課程改革真正的挑戰不是古典主義者依據理想的知識標准所開展的批評，而是後現代主義者試圖使知識接近社會經驗的課程革命，因為後現代主義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經驗。
———周勇：《現代課程改革的知識重建思路與挑戰》，《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中，我們又隱隱約約能見到杜威的影子。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是一些學者言必稱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嗎？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或者是所謂「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多元綜合？沒有誰做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會導致改革實踐的不知所措
課程的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對話，是一個需要我們行動、對話和合作、回盪著多元聲音的生機勃勃的領域。課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論養分，綜合各種教育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們認為，如果明確地以某種理論作為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那麼就應該將理論基礎進行完整、系統和深入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者所設想的知識觀、課程觀、教學觀等基本的課程理論體系，課程專家對課程改革的參與，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有關「輕視知識」思潮的爭論，其目的也是為明確或澄清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如果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就會導致改革實踐上的不知所措。
我們並不贊同以理論的多元性來模糊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在課程改革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具體說來，要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我們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認識論，也是不斷發展的哲學認識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論，但它是我們所依賴的哲學基礎。半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一直寫在我們的教育方針上，它的不變性、一貫性正表明了這種方針的生命力。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這是我國教育的基本方針和政策。
馬克思個人全面發展的學說 ，是改革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基礎，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作為課程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指出的是：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面向」教育思想和****同志所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發展；另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並不排斥對其他理論的吸收和借鑒，西方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這些思潮從方法論和思維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給我們的課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啟發和幫助。
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所謂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而是歷史選擇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
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也是一樣，必須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後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教育理論產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國民的知識教育水平和整體素質都比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氣溫、土壤條件，理論更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現實條件才能進行「移植」。舉例來說，後現代主義的課程理論在西方的產生有它特有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後現代主義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抗爭，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不滿，是源於對資本主義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科學理性和過於嚴密的社會理性的怨恨。
處在轉型期的中國，廣大人民的整體文化水平、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都還急需提高，離開這些現實條件妄論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課程理論，只不過是理論研究者的自娛自樂。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需要建立在現實的實踐條件上，不能盲目地將一些國外的理論進行翻譯和組裝之後就成為我們進行改革的理論基礎，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堅持馬克思主義全面發展觀，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是我們必然的選擇。
脫離傳統和現實的推倒式革命，會給教育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從我國的教育傳統出發，吸收我國教育傳統中的精華，不能不講傳統，與傳統一刀兩斷。在課程改革的過程當中，我們要謹慎處理好繼承與超越的關系，完全脫離傳統的超越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因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來，推翻原來的基礎和傳統，我國當代教育史上有兩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革命」，這兩次革命就是脫離了傳統和當時現實情況的推倒式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這兩次革命給我們的教育事業帶來了嚴重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劉碩：《關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幾點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應該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如果不考慮中國的教育傳統和現實情況，另起爐灶，割裂革新與傳統之間的聯系，將國外的改革經驗和成果直接應用到我國的課程改革，並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我國並不是課程理論的源發國家，已有的課程理論，無論是結構體系還是基本觀點大都是對國外課程理論的借鑒。毋庸置疑，在課程改革過程中需要有豐富的課程理論，對國外的課程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國家、不同派別的課程理論非常必要。然而，借鑒並不是移植照搬。所謂借鑒，指的是拿別人的事作為鏡子，以便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新華詞典編寫組：《新華詞典》，第42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可見借鑒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吸收別人成功的經驗，另一個是吸取別人失敗的教訓。我們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需要有一種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對我國課程改革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也就是說，國外的課程理論精華與糟粕並存，我們要存精華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進的課程理論，也未必能用來作為我國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或理論基礎，任何課程理論的實施需要一定的實踐條件，不是所有先進的課程理論都是適用的。因此，我們要批判地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和經驗，梳理我們傳統的課程思想，吸收國外一些先進的課程理念，在自身傳統的基礎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種概念、觀點，形成自己獨特的課程論體系。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雖然借鑒了國外很多先進的理念和成功的經驗，但這些理念和經驗的應用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現實國情基礎上，我國不是經濟、社會、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從整體水平來講，我國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比較低，掌握科學知識的專門人才數量還少，在總體人口中的比例還很小。從社會的宏觀背景來看，我國還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科學和科學精神發展得遠遠不夠。

㈥ 新課程改革理論 是什麼，考試要用

數學：一、基本理念

1．義務教育階段的數學課程應突出體現基礎性、普及性和發展性，使數學教育面向全體學生，實現：

--人人學有價值的數學；

--人人都能獲得必需的數學；

--不同的人在數學上得到不同的發展。

2．數學是人們生活、勞動和學習必不可少的工具,能夠幫助人們處理數據 、進行計算、推理和證明，數學模型可以有效地描述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數學為其他科學提供了語言、思想和方法，是一切重大技術發展的基礎；數學在提高人的推理能力、抽象能力、想像力和創造力等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數學是人類的一種文化，它的內容、思想、方法和語言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3．學生的數學學習內容應當是現實的、有意義的、富有挑戰性的，這些內 容要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內容的呈現應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以滿足多樣化的學習需求。有效的數學學習活動不能單純地依賴模仿與記憶，動手實踐、自主探索與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數學的重要方式。由於學生所處的文化環境、家庭背景和自身思維方式的不同，學生的數學學習活動應當是一個生動活潑的、主動的和富有個性的過程。

4．數學教學活動必須建立在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之上。教師應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幫助他們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數學知識與技能、數學思想和方法，獲得廣泛的數學活動經驗。學生是數學學習的主人，教師是數學學習的組織者、引導者與合作者。

5．評價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全面了解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激勵學生的學習和改進教師的教學；應建立評價目標多元、評價方法多樣的評價體系。對數學學習的評價要關注學生學習的結果，更要關注他們學習的過程；要關注學生數學學習的水平，更要關注他們在數學活 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與態度，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建立信心。

6．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數學教育的價值、目標、內容以及學與教的方式 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數學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應重視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特別要充分考慮計算器、計算機對數學學習內容和方式的影響，大力開發並向學生提供更為豐富的學習資源，把現代信息技術作為學生學習數學和解決問題的強有力工具，致力於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使學生樂意並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現實的、探索性的數學活動中去。

㈦ 新課程改革標准相關的教育教學理論是什麼急急急！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靳玉樂 艾興

新一輪的基礎教育改革正處在推廣階段，但當前在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問題上有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這些爭論將會對新課程改革的走向產生影響，必須正確對待和引導。

是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

真正意義上的課程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教科書的更換」等技術層面的革新，而是課程理念的創新與深化。

二十世紀，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三次課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改革的理論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第二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布魯納的結構主義；第三次課程改革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新興的建構主義。

我國正在進行第八次課程改革，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基礎：

建構主義的真理觀、知識觀為強調發展兒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肖川：《知識觀與教學》，《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構主義是對傳統的學習觀、知識觀、課程觀的一種挑戰和超越。

——鍾啟泉：《課程發展的回歸現象和非線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現代課程改革真正的挑戰不是古典主義者依據理想的知識標准所開展的批評，而是後現代主義者試圖使知識接近社會經驗的課程革命，因為後現代主義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經驗。

———周勇：《現代課程改革的知識重建思路與挑戰》，《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中，我們又隱隱約約能見到杜威的影子。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是一些學者言必稱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嗎？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或者是所謂「國外先進教育理念」的多元綜合？沒有誰做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會導致改革實踐的不知所措

課程的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對話，是一個需要我們行動、對話和合作、回盪著多元聲音的生機勃勃的領域。課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論養分，綜合各種教育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們認為，如果明確地以某種理論作為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那麼就應該將理論基礎進行完整、系統和深入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者所設想的知識觀、課程觀、教學觀等基本的課程理論體系，課程專家對課程改革的參與，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有關「輕視知識」思潮的爭論，其目的也是為明確或澄清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如果在理論基礎上顯得含混不清，就會導致改革實踐上的不知所措。

我們並不贊同以理論的多元性來模糊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我們認為：在課程改革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 克 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具體說來，要以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我們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據。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認識論，也是不斷發展的哲學認識論。馬 克 思主義認識論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論，但它是我們所依賴的哲學基礎。半個世紀以來，馬 克 思主義的「全面發展」一直寫在我們的教育方針上，它的不變性、一貫性正表明了這種方針的生命力。以馬 克 思主義為理論指導，這是我國教育的基本方針和政策。

馬 克 思個人全面發展的學說，是改革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 克 思主義這一理論基礎，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作為課程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指出的是：一方面，馬 克 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澤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個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馬 克 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發展；另一方面，以馬 克 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並不排斥對其他理論的吸收和借鑒，西方的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這些思潮從方法論和思維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給我們的課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啟發和幫助。

堅持馬 克 思主義作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所謂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而是歷史選擇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

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也是一樣，必須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後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教育理論產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國民的知識教育水平和整體素質都比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氣溫、土壤條件，理論更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現實條件才能進行「移植」。舉例來說，後現代主義的課程理論在西方的產生有它特有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後現代主義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抗爭，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不滿，是源於對資本主義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科學理性和過於嚴密的社會理性的怨恨。

處在轉型期的中國，廣大人民的整體文化水平、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都還急需提高，離開這些現實條件妄論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課程理論，只不過是理論研究者的自娛自樂。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需要建立在現實的實踐條件上，不能盲目地將一些國外的理論進行翻譯和組裝之後就成為我們進行改革的理論基礎，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條件出發，以馬 克 思主義作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堅持馬 克 思主義全面發展觀，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是我們必然的選擇。

脫離傳統和現實的推倒式革命，會給教育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從我國的教育傳統出發，吸收我國教育傳統中的精華，不能不講傳統，與傳統一刀兩斷。在課程改革的過程當中，我們要謹慎處理好繼承與超越的關系，完全脫離傳統的超越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因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來，推翻原來的基礎和傳統，我國當代教育史上有兩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革命」，這兩次革命就是脫離了傳統和當時現實情況的推倒式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這兩次革命給我們的教育事業帶來了嚴重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劉碩：《關於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幾點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礎教育的課程改革應該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如果不考慮中國的教育傳統和現實情況，另起爐灶，割裂革新與傳統之間的聯系，將國外的改革經驗和成果直接應用到我國的課程改革，並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我國並不是課程理論的源發國家，已有的課程理論，無論是結構體系還是基本觀點大都是對國外課程理論的借鑒。毋庸置疑，在課程改革過程中需要有豐富的課程理論，對國外的課程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國家、不同派別的課程理論非常必要。然而，借鑒並不是移植照搬。所謂借鑒，指的是拿別人的事作為鏡子，以便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新華詞典編寫組：《新華詞典》，第42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可見借鑒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吸收別人成功的經驗，另一個是吸取別人失敗的教訓。

我們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需要有一種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對我國課程改革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國外課程理論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也就是說，國外的課程理論精華與糟粕並存，我們要存精華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進的課程理論，也未必能用來作為我國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或理論基礎，任何課程理論的實施需要一定的實踐條件，不是所有先進的課程理論都是適用的。因此，我們要批判地借鑒國外的課程理論和經驗，梳理我們傳統的課程思想，吸收國外一些先進的課程理念，在自身傳統的基礎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種概念、觀點，形成自己獨特的課程論體系。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雖然借鑒了國外很多先進的理念和成功的經驗，但這些理念和經驗的應用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現實國情基礎上，我國不是經濟、社會、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從整體水平來講，我國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比較低，掌握科學知識的專門人才數量還少，在總體人口中的比例還很小。從社會的宏觀背景來看，我國還處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科學和科學精神發展得遠遠不夠。

我國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理論基礎研究述評
《中小學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吳永軍 寧婷婷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而事關課程改革成敗和基本方向的理論基礎問題更是引起了人們的激烈爭鳴。本文試圖對國內學者有關理論基礎的研究進行梳理，以期為後續該項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法，對收集到的論文及相關著作進行詳細而深入地分析。筆者帶領4位研究生通過《全國報刊索引》和「中國期刊網」的檢索，經過三個月的收集與整理，統計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關論文有240餘篇，其中登載於核心期刊的有130餘篇。筆者對此進行編目，在泛讀、統計研究主題的基礎上，再從20餘種核心期刊中篩選出100篇論文進行詳細閱讀和分析。與此同時，筆者還兼顧了少量來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對已出版的相關學術專著的相關章節進行分析。分析發現，許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論基礎是什麼、理論基礎是否符合中國國情、理論基礎是否繼承了傳統等三方面內容。對此，筆者主要圍繞這三方面問題進行了歸納、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理論基礎概念的界定

什麼是理論基礎、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有什麼不同等問題，都是在討論課改的理論基礎時必須首先明確的。從搜集到的資料來看，大多數學者均認識到了在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爭論中，存在著概念含糊不清與混用等現象，但很少有學者對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概念作詳細的區分。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

第一，將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等同，認為應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進行探討。靳玉樂、艾興認為：「在課程改革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1]顯然該文將兩者等同而用。

第二，認為理論基礎應在哲學層面上探討。羅槐認為應從哲學層面來探討理論基礎，這里的「哲學」指「居於統領『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學理論。」[2]高天明認為，在講課改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不能夠泛泛搬用馬克思的認識論」，「認為似乎應該在課程哲學上多做些具體和深入的探討」[3]。

第三，認為理論基礎應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探討。和學新認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都有理論依據的功能，但在具體使用上具有層次上的區別[4]，「『指導思想』更多是從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的宏觀層面來使用，指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則或方法論層面的東西，『理論基礎』更多是從事物或事件發展或運行的中觀或微觀層面來使用，一般指具體的理論依據。」[5]

(二)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爭論

1、理論基礎是什麼

2005年5月28日，靳玉樂、艾興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的文章，文中闡明了對新課改理論基礎的看法，隨後《中國教育報》又相繼推出相關的兩組文章，自此以靳玉樂、艾興的文章為引子，以《中國教育報》為主要平台的關於「課改理論基礎是什麼」的論爭由此展開。論爭主要圍繞以下兩點展開：

一是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否「含糊不清」。靳玉樂等認為新課改的理論基礎顯得「含混不清」，並沒有誰對「新課改的理論基礎到底是什麼」作出明確的回答，這會導致「改革實踐的不知所措」[1]。一些學者如陳培瑞、崔國富、范會敏等也表達了相近的觀點。如陳培瑞指出，課改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是要有新課程理論體系，但「這次新課改的理論支撐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實在是看不出」，只是「隱約覺察到了這次課改的理論支撐相當匱乏和混亂」[6]。

另一些學者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馬福迎認為，課改的理論基礎「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又廣泛吸收了當今世界先進的教育理論研究成果。這次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鮮活的、清晰的、也是先進的。既有理論的前瞻性，又有很強的實踐可操作性」[7]。

二是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是什麼?一部分學者主張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理論依據。這引起了學者們對「理論基礎應在什麼層次上探討」的爭論。另一部分學者主張應以後現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論指導新課改。還有學者對新課改理論基礎是一元還是多元的爭論進行了反思，認為在指導思想方面應堅持一元論，而在理論基礎方面應堅持多元論。具體的觀點如下：

一種觀點主張，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新課改的理論基礎，要堅定不移地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理論依據。如靳玉樂等指出：「不贊同以理論的多元性來模糊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在新課改中「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具體說來，要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全面發展學說作為我們進行課程改革的理論依據」[1]。

針對靳文，學者們又對「理論基礎到底應該在什麼層面上來探討」，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認為，靳玉樂等提出的理論基礎是不完善的。他認為「不能夠泛泛搬用馬克思的認識論」，中國的課程理論要發展「似乎應該在課程哲學上多做些具體和深入的探討」[3]。而羅槐又對高天明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高天明的觀點有些偏頗。他認為，無論是從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實踐的經驗來看，還是從「如何在『多元性』中『博採眾長』」的需求來說，都應該從哲學層面來探討理論基礎。這里的「哲學」是指居於統領「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自由充分全面發展的學說，無疑是對目前各種課程哲學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種觀點主張，以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多元理論指導新課改。如馬福迎認為，課程改革理論要「多元性博採眾長、避免偏窄，眼界寬廣、高瞻遠矚」。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實用主義和多元智力等理論，也包括對「基礎理論進行完整、系統和深入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改革者所設想的知識觀、課程觀和教學觀等基本的課程理論體系」[7]。

也有學者對此觀點進行了「批評」。如王本陸在《論中國國情與課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構主義和多元智能理論是有啟發的，但僅靠它們來支撐中國21世紀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在是太單薄了……課程改革的理論建設問題，是一個非常綜合的工程，如果沒有對教育學諸多學科研究成果的系統整理和吸納，最好不要老把科學真理、先進理念之類的漂亮詞彙掛在嘴上」[8]。潘新民、張薇薇指出「後現代知識觀具有反科學知識傾向，不宜作為新課改的主導知識觀」。因此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出後現代知識觀[9]。

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爭論，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反思，均表達了將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相結合，堅持一元性與多元性相結合的思想。如王華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多樣化與多元論等幾個基本概念，才能進行對話與交流。他認為，靳玉樂等將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並為一體，這與高天明所說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論和教育哲學的理論基礎的含義是不同的。靳玉樂等還把「多元論與多樣化混為一義」，而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論基礎的多樣化」，認為「新課程改革應堅持馬克思主義一元論指導思想與多樣化理論基礎相結合的原則」[10]。和學新認為爭論問題的實質是「課程改革的理論資源以及如何對理論資源進行取捨和消化的問題」。他認為，面對層出不窮的各種學說，「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人的全面發展學說的指導思想基礎上」，在對各種理論學說，全面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兼收並蓄」、「有所取捨」[5]。

2、理論基礎是否符合中國國情

隨著新課改的推進，一些西方理論如後現代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充斥著教育領域。理論基礎(這里的理論基礎主要指後現代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出生於外國的理論)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它是否是舶來品等問題自然引起了學者們的思考。

有學者對課改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批評」，認為其理論基礎並不適應我國的國情。王本陸認為，當前學術界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適應國情論」和「不問國情論」，其中「不問國情論」是新課改理論專家所堅持的。新課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來改造中國的國情」[8]。宋翠娥、王寶鈞將我國現在的國情與20世紀的美國比較後認為，「從總體上講，本次課程改革的理論和案例在我國還不具備實踐的社會背景"[11]。

針對這些「批評」，有學者給予了回應。屠莉婭指出，從事實上看，「當前我國教育研究對異域經驗的借鑒已經遠遠超過了照搬遷移的層次」。她認為「盲目指稱新課程改革是『充當西方教育理論的試驗田』，是『光靠別人思考』的西方現行教育體系的舶來品，一定程度上是無視我國教育理論研究在研究層次和水準上取得的進展」。另外她還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不等於忠實於某種既定的教育理論」；「不能人為地確立西方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關系」[12]。

3、理論基礎是否繼承了傳統

新課改理論基礎對傳統是合理繼承了還是與傳統「一刀兩斷」了?這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爭論。有學者認為，課改「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如王策三認為在教育改革創新時出現了一些誤解。一是「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爐灶，另來一套」。二是把改革對象和改革主張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極端[13]。楊啟亮則指出「在課程與教學變革中存在著本土化的缺失，應當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守護變革的本土化，這是每個中國人(匹夫)的文化責任」[14]。

針對「批評」，有學者進行了「反駁」。鍾啟泉、有寶華認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會試圖在傳統文化這一寶庫中擷取思想財富，尋求理論支撐，新一輪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也在其中獲得了滋養。不僅「在國家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諸多文件(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各科課程標准等)中都滲透了我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詮釋和論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諸多理論研究成果中也明確將我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與新課程聯系起來」。而《認真對待「輕視知識」的教育思潮——再評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提法的討論》(載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4年第3期)得出新課改的倡導者以及新課程「不講繼承，與傳統一刀兩斷；重起爐灶，另來一套」的結論是武斷和偏執的。另外還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何謂傳統?教育所繼承的傳統具體是什麼?第二，改革是破與立的行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別是在確立一種新的發展方向時，『重起爐灶』往往不可避免，這難道有什麼可以質疑的嗎?何況為穩重起見，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明確提出了『先立後破』和『先實驗，後推廣』的原則。」[15]

三、對該項研究的評價及展望

關於新課改理論基礎的激烈爭論，恰恰反映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思想文化與教育領域里的基本特徵：觀點紛呈，各執一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實際上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標志，是一種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這些研究與爭論，筆者發現有以下幾個傾向值得關注。一是出現了「簡單化」傾向：要麼強烈質疑(甚至否定)，要麼充分肯定，過於溢美。許多研究成果各執一詞，偏於一隅，從自身比較狹窄的視域出發，據理力爭，而往往這個「理」又多少有所偏頗。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學者們總是站在各自立場，缺乏必要的溝通與融通。

二是許多爭論背後顯現出的是對新課改的誤解與曲解。有些被「邊緣化」的學者根本不了解新課改的全貌，「立論」時伴隨很多「想像」，以思辨類的反思文章為主，大多從自己已有的經驗或傾向出發，同時用各種理論(包括來自傳統的以及西方的)進行佐證、分析，最後得出「情緒化」結論(多半是非議甚至詆毀)。例如，新課改飽受爭議的是其確立了「後現代思想」的理論基礎，以及對「傳統」的忽視乃至否定，這其中就有很大的誤解。本次新課改無論是從指導本次新課改的根本性法規——《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來看，還是權威性的新課改的闡釋(如朱慕菊主編《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都體現出強烈的「現代性」，具有現代取向，這是許多質疑新課改理論基礎的文章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一點。至於少數參與新課改的學者在文章或演講中「矯枉過正式」地不負責任地對傳統教育簡單否定的言行只是個人行為，他們並不能代表整個新課改的政策及整體的新課改隊伍的聲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者以及一線教師經常把一些「強勢學者」的言論與國家的課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視角單一，往往就新課改而論新課改，局限在「教育(課程)視域」里，缺乏應有的歷史觀與廣闊的「社會學視角」的洞察。

隨著新課改的深入發展，關於理論基礎的爭論相信還將繼續下去。筆者認為，這種爭論應當確立以下幾種意識：一是要有正確的歷史觀與發展觀。即辯證唯物史觀和科學發展觀。只要稍微具有一點歷史常識和世界視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就是不斷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的歷史進程，這種借鑒不僅是對發達國家經驗的梳理與總結，同時更能為我國這樣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可選擇的模式。

二是要有廣闊的視野和「融通」意識。研討與爭論時，應力求保持一個開放的胸襟與廣闊的視野。千萬不能偏於一隅，自說自話。尤其是在激烈交鋒時，就說理而言，應當首先把參與各方爭論的「前提」搞清楚，再據理力爭。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確認識我國現階段基本特點的基礎上，將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整合起來，全面理解新課改的理論基礎。毋庸置疑，就整體而言，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現代化及實現「現代性」依然是國家的主要任務，「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國正處於復雜的「多重社會轉型」時期(廣大地區如西部地區從傳統走向現代，有些地區如東部沿海地區從現代走向後現代)，在實現「現代性」的同時，更要時刻警惕基於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的「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後現代思想無疑是一劑良葯和清醒劑。

兩篇理論文章,足夠你用了..........

㈧ 新課改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中國教育報

新課程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目前還存在爭鳴，眾說紛紜，但綜合起來看，無外乎以下幾點：
1、新課改中各家所追求的「直接理論基礎」，應該是課程與教學論層面的理論基礎，它是在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指導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基礎上，綜合多學科理論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徵的課程與教學理論。
2、至於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實用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等「現代西方新理論」在新課改中的地位，以及它們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個人全面發展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這些「新理論」進行解讀、批判、改造、借鑒，既不能採取簡單拒斥，也絕不能簡單搬用、套用，更不能說它們是我國新課改的理論基礎。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尤其哲學界，都已經認識到這些西方哲學思潮在反對科學主義的本質主義、客觀主義、理性獨斷的同時，自身又有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和多元主義等巨大局限性。
3、因此這個沒有確定的答案，教育報曾經發表過爭鳴討論的文章。

㈨ 尋找詳細的關於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理論方面的資料

1，我國語文課程改革可大致概括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文革前，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教材實行「國定製」人教社獨家編寫的。63年與56年頒布的大綱是一脈相承，規定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重視語文的工具性，強調語文的實用功能。其次文革後始於78年的改革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為背景，教材管理實行「審定製」教材多樣化，但基本上都是訓練體系的。87年的大綱是在78年的大綱的基礎上修訂的，提出了語文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強調了理解語言文字與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結合；學習語文與認識事物的結合，教學中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這一階段與文革前比有很大發展。世紀之交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我國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了，教育部制定了《綱要》，確定了改革的新目標，研製了各門課程的新標准，2001年小學語文課程標准面世，多套新課程教材出現了。
第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確了中學語文學科的性質和目的、任務，根據教學大綱的精神，編寫了一套比較切合實用的教材，選文強調文質兼美，編排以培養語文能力為主線，教材是綜合型的；十分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功能和基本訓練，並強調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與掌握語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嚴格要求學生樹立勤學苦練的風氣。這對於普及、繁榮祖國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對學生的本體地位，對促進學生的發展尚無清醒認識。

第二階段1978年文革以後新頒布的大綱以及由人教社編寫的一套嶄新的教材對語文界的撥亂反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大綱的重要特點是思想教育與語文教學的辯證統一，並且把無產階級世界觀作為教學指導思想。大綱著重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明確了中學語文教學如何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問題；第二，解決了思想政治教育與語文訓練的關系問題；第三，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基本上明確了在中學階段，語文知識教些什麼如何教的問題；第四，解決了作文教學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文風問題、作文訓練多樣式問題、作文指導和評改問題）。教材管理是「審定製」，小學教材開始了多樣化，小學語文改革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學生就可以在教師指導下通過獨立閱讀、獨立思考、集體討論讀懂課文，改變了依靠教師講解課文的局面，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第三個階段自90年代末以來，不僅著眼於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還從根本上解決對語文學科性質、教學要求的認識問題、語文學科教學內容也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與以往不同，它不僅順應了我國整個基礎教育改革的大潮流，也順應了世界母語改革的總趨勢，新課程標准實施以來的變化令人驚喜，新的課程理念融入了教材，也融入了教師的教學實踐。

目前正在實施的《語文課程標准》昭示了新的理念，高質量、多樣化、有特色的小學語文教材顯示出新的教材風貌，教育實踐中融入了新理念，出現了自主而快樂地學習語文的新局面。這一階段的改革還剛剛開始，就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取得的成果也是顯著的，但要從根本上解決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真正發揮語文課程在弘揚優秀文化、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基礎作用，還需要下大力氣在實踐中進行研究、探索。

主要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第一，語文教學要努力體現語文課程的性質，應遵循母語教育的規律。語言是一種文化，學語言就是進行文化的熏陶，教師要善於挖掘文本本身的寶藏，引導學生用心感悟，提倡本色語文就是要讓孩子在中國文化的浸染中長大。第二，語文教學要張揚以人為本的旗幟，關心人的發展。教師要充分發揮教材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的個性發展的基礎作用，要努力為學生創設三維的最近發展區，把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與知識能力的提高統一在一個過程中。第三，語文教學要緊密聯系兒童的生活實際，經歷一個由生活到文本再到生活的過程，使之開放而有活力。語文學科是與生活聯系最密切的學科，生活多廣闊，語文就多廣闊，要讓孩子到廣闊的生活中學習語文，在學習語文中享受生活、發展生活。
新中國成立以來，語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不斷的改革發展。

2，始於1950年的第一次全國性改革，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出版了全國統一

的語文教材。這套教材的特點是思想性強，內容新鮮，富有教育意義，強調聽、說、讀、寫

全面訓練，不可偏輕偏重。

2．始於1956年的第二次全國性改革，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主要成績是結束了兩科混

教、互相干擾的狀態，初步創造了比較完整的漢語學科體系和文學學科體系；結束了語文教

學中的無政府狀態，開始走上了有格有序有計劃的道路；糾正了重道輕文的偏向，加強了語

文知識教育。

3．始於1963年的第三次全國性改革，是在廣泛地討論了語文的目的任務和怎樣教好語文課

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成果是明確了中學語文科的性質和目的任務，根據教學大綱的精神，

編寫了一套比較切合實際的教材，選文強調文質兼美，編排以培養語文能力為主線，教材仍

然是綜合型的；十分強調語文基本訓練，嚴格要求學生樹立勤學苦練的風氣。

4．始於1978年的第四次全國性改革，頒發了《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

草案）》，並陸續出版新編的語文課本，在全國通用。這次語文教學大綱著重解決了以下幾個

問題：第一，明確了中學語文教學如何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問題；第二，解決了思想政治教育

與語文訓練的關系問題；第三，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基本上明確了在中學階段，語文知

識教些什麼和如何教的問題；第四，解決了作文教學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文風問題、作文

訓練多樣式問題、作文指導和評改問題）。

（二）教學方法的改革，全國性的也有四次。

1．第一次全國性教學改革在建國之初，普遍推行課堂的民主討論，改變了「教師講，學生聽」

的老式教法。「 2．第二次全國性教學改革始於1953年的「《紅領中》教學法」。1953年5月，

北京市女六中為北京師大實習生舉行觀摩課，課文是《紅領中》，在課後評議會上，普希金專

家對這節課提出了意見。次日，北京師大實習生在師大女附中進行試教，他們按照普希金專

家的意見進行實驗。實習生把原來的七課時改為四課時，課堂上注意啟發學生的積極思維，

運用談話法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反映這個教法好。同年七月在《人民教育》雜志發表了葉

蒼岑寫的實習總結，並發表了短評，在全國掀起了語文教學改革的浪潮。

3．第三次全國性的教學方法改革始於60年代初，串講法一時盛行起來。這種逐字逐句串講

並在講解的基礎上加以分析的教法，對於文言詩文，對於落實字、詞、句、篇教學，有一定

作用，但把串講法廣泛地應用於語文教學，就成大同題了。

4．第四次全國性教學方法改革始於80年代，語文教學改革正沿著「加強基礎，培養能力，

發展智力，實行語文教學科學化」的正確方向前進。這次語文教學方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

幾個特點：第一，變「授」為「學」，把重點放在指導學生「學」，從而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

變為主動。第二，重視語文能力的培養，堅持聽、說、讀、寫全面訓練。第三，在傳授知識、

培養能力的過程中，注意發展學生智力。第四，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方針。

（三）回顧語文教學改革的歷史。

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情況，我們高興地看到，語文教學改革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起步

早，而且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第二，規模大，遍及全國，影響很大；第三，教材改革與教

法改革同步進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第四，思想活躍，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第五，每

個時期都有一批教學改革的帶頭人，尤其是1978年以來，涌現出以於漪、錢夢龍、陸繼椿、

魏書生、寧鴻彬、顧德希、吳昌順、程漢傑、歐陽黛娜、張孝純等優秀的語文教育專家。

回顧語文教改的歷史，我們看到道路是曲折的，繼續前進的路途上還有不少困難。

1．陳舊觀念的破除是很困難的。積極改革者只是極少數，認真學習先進經驗，以新的觀念進

行教學改革的也是少數。一些成功的教學改革經驗之所以在大面積上推廣困難，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教師的教學觀念沒有更新，而是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2．穿新鞋，走老路，缺乏深入改革的緊迫感。在「滿堂灌」、「填鴨式」受到批評之後，就興

起了「滿堂問」的談話法；在「談話法」過時之後，又出現了以應試為目的、以練代講的「滿

堂練」。雖然，教學方法表面上在不斷變化，但實質上還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學生是學習主體

與教師是教學主導的關系，沒有把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放在首位。公式化、

概念化的教學，還有一定的市常有的方法表面上看來有創新，但實際上未擺脫「一言堂」、「滿

堂灌」的陳舊陋習。

3．教改實驗難於推廣的又一個原因是，進行教改實驗的老師比教普通班的考師課業負擔重，

他們要學習理論、做調查研究、積累資料、統計數字、進行總結、撰寫論文，教一個實驗班

的工作量比教兩個普通班的工作量還大，而他們的工作量只按教一個班計算，得不到進行教

改實驗相應的報酬，而且和教普通班的教師之間的關系又不好處，所以許多教師不願做教改

實驗，不願自我麻煩。

4.應試教育的局限性。十幾年來，全國高考、省級會考和初中畢業升學考試，都進行了一些

改革。語文試題在考查基礎知識、基本訓練的同時，著重考查學生的學科能力，對中學語文

教學起了一定的正導向作用。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各級考試對語文教學又有一定的副作用。

這種副作用主要表現在語文教師跟著考試的內容、考試的題型轉，估計不考的內容在課上不

教；只重視教基本課文，不重視非基本課文；只重視課內，不重視課外；循規蹈距，不敢越

雷池一步。這種副作用在高中比在初中大，在畢業班比非畢業班大。突出的表現是加班加點

的「疲勞戰術」和大運動量的「題海戰術」。

回顧語文教學改革，我們既為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歡欣鼓舞，又為繼續改革的路途上還有一些

障阻而擔憂。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深化語文教學改革的任務是既繁重又緊迫的。葉聖陶先生

在全國中語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

太慢了！能不能快一點？」葉老的講話過去11年了，但是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我們應該增強

責任感和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