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成绩单

Ⅰ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恩恩

Ⅱ 新自由主义和旧的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呀

一、创立时期：

1、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

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

2、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也因此，它通常被视为由于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负责，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采纳的。

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当时绝大多数较早期的政治学说，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强调个人的自由、理性、正义和宽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二、基本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特别重视个人的主权，个人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个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强调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这是因为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比民主里的多数决原则还要重要。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这会妨碍个人自由。

三、着重解决问题：

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直至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期，平等同样也被纳入政治哲学的主题，同时，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般秉持着消极自由的观念，

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经济上的平等，更是将经济平等作为平等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分野之后，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极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或者说，正是自由与平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区分，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界线变得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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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后果介绍：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后果严重。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经济转型指南，运用“休克疗法”，掀起了一场迅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之路，这一“灵丹妙药”使苏联迅速瓦解，被俄罗斯人视为一场“俄罗斯的悲剧”。尤其是2008年美国爆发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经济衰退。

随之，金融危机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受害最深，相继出现本国货币飞速贬值、大量国际资本外逃、国内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实体经济不断衰退，宏观经济动荡不安，经济负增长。这些转型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内在因素。

首先，转型国家实行爆发式的全面市场化，使投机资本迅速猖獗，结果市场主体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中，投机行为盛行，这不仅造成了金融业虚假繁荣的泡沫，而且增加了整个经济的风险成本；

其次，过分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转型国家经济独立性大大降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国外资本纷纷逃离，转型国家外向型生产不得不停滞，并陷入债务危机；

最后，转型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去除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作为交换条件已经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出来。缺乏必要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由于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就显得更加手足无措，难以采取有效的政策来应对。

Ⅲ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1.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
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2.倡导个人主义
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
3.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4.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5.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
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6.主张私有化
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Ⅳ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New Liberalism，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解释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逐渐兴起，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new liberalism则被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Ⅳ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以经济学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国家霸权主义理论。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1985年“华盛顿共识”，西方大国逼日圆升值，把日本经济和全球经济拖入泡沫，树立了美英的金融霸权。80年代末期美国哈佛大学萨克斯搞垮苏联阵营；90年代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和拉丁美洲连锁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前者是由于盲目扩张出口而依赖于国际市场，后者是由于长期依赖外资而损害了民族产业，外部依赖性和内部腐败性的结合，虽然在一定时期形成经济高速度增长，但终究陷入危机不能自拔。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历史性标志是1995年在美国召开的“世界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论坛，提出未来世界“20：80”的理论，认为现代化以资本力量统治世界，将把80%的世界人口和国家边缘化，这是导致全球两极分化和恐怖主义的根源思想根源之一。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达到核武器达不到的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各
个国家有自己内部的体制缺陷，一方面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以经济
包装起来的，有极大的欺骗性。长期占据国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理论发展非常精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追求短期利益的需要，因此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所鼓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比较利益，自由贸易，金融深化等信条，在发展中国家应用时，由于与发达国家实力相差太远，资源和体制环境都不具备，所以往往走向反面，成为撤消国家保护，瓦解战略产业，制造经济泡沫，培植买办集团，制造社会分裂的理论依据。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而成为一种新型的西方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它同时又成为西方大国从事国际竞争，压制和控制其他国家的战略思想武器。

二．张五常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头面人物

张五常是美英右翼意识形态集团和情报系统最早安插在香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头面人物。80年代科斯劝说张五常到香港任教是这样说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即将出现意识形态真空，你懂得中文，可以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 科斯通过当时的港英当局情报六处，推荐张五常到香港大学经济学院当院长。他积极策动了中国1987年激进的“价格闯关”，并且在十六大前夕炒作新自由主义理念，讲演上百次，吹嘘他和弗里德曼，科斯的关系，称自己是华人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形成了社会性的“张五常热”。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制度学派。在西方处于非主流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于是，科斯等人特地选择了私有产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为树立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话语霸权，就需要贬低马克思抬高科斯。张五常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最蠢还是马克思。”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
“1984年12月我写了《马克思奄奄一息》，把劳力价值定律批评得一无是处。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在马克思和科斯之间的一场智力角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
“科斯老早便体察到，产权的监察和市场的运作将会牵涉到费用及代价……从逻辑推理及实证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亦绝不可能例外。”
“困难的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天下怎么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马克思是最蠢的。”

三．张五常观点的核心是腐败私有化

张五常认为，公有产权导致人权不平等，所以共产主义没有出路。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会产生寻租和腐败，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这是人类社会最优的产权制度。推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是欣欣向荣的，这是“独步单方”。
他说：“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私产的界定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中国改革的要点当然是要把资产转为明确的私产……就是政府要尽量让资金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手上”。
“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我坚持中国的改革要急进，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混乱，也要冒险而行的”。
张五常认为“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况下产生”，“1987年，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不重要的，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张五常反对公平处理国有资产，反对腐败私有化，他完成了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的中国化。记者问他：您认为，只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才能起作用，若实行完全私有化又会引起混乱。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您对此有何看法？张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确：把国有资产送给有权力的人就是了。

四．张五常的恶劣影响

张五常赤裸裸鼓吹腐败私有化，休克疗法，瓦解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它符合了一小撮腐败分子利用改革开放机会侵吞国有资产以至全民资产的需要。在他们的鼓惑和利益驱动下，许多地方政府限期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企业经营者，并且通过担保公司向他们发放银行贷款。国家经贸委出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决定。在权钱结合腐败猖獗的社会背景下，将演变成为一小撮人利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从不合法的偷窃演变成合法的瓜分。在外资大量进
入的背景下，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在国内不能取得合法性，必然向买办资本演化并图谋搞垮共产党和国家。
为此，就需要诋毁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张五常这方面言论非常猖狂，在青年学生中流毒甚广，甚至渗入了国家机关，比如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两次以高价请他讲演；有专门的报纸如高小勇的《经济学消息报》替他做经纪人，收取高价安排讲座，在张五常被美国判罪之后，还连篇累牍发表他的文章。
因此我们要求公开批判张五常，在理论上揭露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制止对权力国有资产的瓜分。

Ⅵ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的后果不包括（单选）

选C:阶级矛盾平稳发展
贫富差距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阶级矛盾突出
自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以来，除个别历史时期以外，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进行估计，目前全球最富有人口的10％占有了全球总收入的50%以上；而如果按汇率进行估计，他们占有全球总收入的2/3以上。
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对资方有利的变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涨缓慢甚至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收入剧增，而且越富者收入增长越快。从1979年至2007年美国不同收入群组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中可以看到，除了最富的20％家庭以外，剩余的80％家庭的税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事实上，税后收入也是如此）。相反，越是富人收入增长得越快。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全社会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长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长了241％。绝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也与美国相似。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收集整理的“世界富人收入数据库”发现，各国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富人们的收入份额从大萧条开始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急剧降低，在战后的20多年里要么继续下降，要么变化不大；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之后则不断上升，越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执行得彻底的国家富人收入上升越快。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4个国家收入最高的1％富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上升，尤其是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从1981年的8.0％和6.7％上升到了2007年的18.3％和15.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数据，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0上升到了2010年的0.4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99人每人仅拥有1美元。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缓慢，这些都预示着世界贫困问题的严峻。
由于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许多国家出现了犯罪盛行并且犯罪形势恶化的现象。现在，全球至少有超过1000万人被关在各种各样的监狱里面，而在2002年，这个指标只有大约900万人。美国在这方面问题最为严重。美国每年发生的犯罪案件和被关进监狱的人口都是全球最多的，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全球最高的。在2010年，在美国发生的犯罪案件超过1000万起，其中暴力犯罪约125万起，财产犯罪约908万起。犯罪案件高发导致美国监狱犯人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剧增加。
五、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灾难性境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情况。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5个国家经济总量仍未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只恢复到各自1990年水平的51％和66％。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解体以前，苏联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是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无论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世界前列。但今天俄罗斯已经沦落为一个主要靠出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武器设备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其他绝大部分产业到目前为止尚未恢复到其解体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极大地破坏了俄罗斯的工业。直到2009年，大部分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仍然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一度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纺织业和皮革业等轻工业，到2009年仍然只有各自1991年产出水平的20％多一点，降幅高达77％。重工业相对情况较好，但是仍然减少了50％左右的产量。“休克疗法”不仅带来了经济萧条，而且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转型之前，这些国家都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行列，而转型后，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由于“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在国际市场上大幅贬值，仅在1992年苏联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苏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经济崩溃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苏东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
原苏东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私有化，但是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时，原来属于匈国有的生产资料有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少到社会总资产的20％以下。该国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其余产业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在此期间，匈经济却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期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1994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回升，一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当于在1989―2006年期间年增长率平均为1.4％。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7个苏东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国民经济如此严重地被外资控制，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经济主权受到威胁，政治主权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当出现危机时会受到更大冲击。
六、拉丁美洲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沉重代价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在“华盛顿共识”主导下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巨大破坏后果开始显现，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1.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1982年发生的债务危机为标志，拉美经济结束了战后30年的持续增长的局面，出现了持续衰退。经过艰难的调整和改革，拉美经济于1990年年底转入恢复增长期，1991―2000年，拉美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3.2％，人均GDP年均增长1.2％，虽然高于20世纪80年代水平，但仍明显低于六七十年代5.5％的水平，更低于东亚国家6.5％―7.5％的水平。
2.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倡导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使得一些政治、商业精英阶层一夜暴富，私有化的消极后果却由普通民众承担。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1994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为2.09亿，2003年为2.27亿。2004年贫困人口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3.9％，其中19.4％（约1亿人口）为极度贫困人口。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拉美国家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社会矛盾激化，拉美国家接连发生罢工、民众和军队暴动，社会动荡不断。
3.拉美国家对发达国家产生新的依附关系。新自由主义给拉丁美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拉美人民逐渐意识到其弊端，特别是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左翼政党上台，纷纷采取措施开始扭转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恶化局面。

Ⅶ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国内还有来周其仁和张维迎，这源几个人啊，诶~

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

Ⅷ 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是

在社会科学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却欠明了的概念。在澳大利亚学者曼弗雷德·史泰格和拉里·罗伊看来，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维度：即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与政策。[1] 史蒂芬尼·李·马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领域的斗争与合作的产物。[2] 作为一项思想运动，新自由主义的“新”有三层含义：（1）它的根基在英美学术界，同时又具有跨国性；（2）它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对立中历史性地孕育成长；（3）它纯粹地强调市场作为权力、回报和自由的源泉，并蔑视政治、行政系统和福利国家。下文对这三个特点分别论述。

一、基于英美的跨国性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注意，部分是因为它的跨国性和超国家性――也就是说，它的活动中心和组织形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来说根基于英美知识界。

除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之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通过解释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提出一套经济复苏的建议方案来为政治精英提供符号资源。通过能够在国际层面产生强迫性和规范性压力的政府和组织，如美国政府（或者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富有的“核心”国家）、经合组织、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符号资源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这些符号资源源自英美，由一批特别的知识生产者提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兴趣。关于这一点，现有的文献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英美中心主义描述为：（1）通过美籍和在美国接受教育训练的经济学家在拉美改革的直接干预，对自由市场思想进行政治上的合法化和专业地位的提升（在经济学领域）；（2）经济学专业的国际化以及对美国学术界专业认证权的强化。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与保守共和党人、媒体及商界人士形成了一个“邪恶联盟”，并在全球的新政治运动中进行广泛的“投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哈诺德?哈勃（芝加哥大学）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慈善基金会资助国外的经济学系，如臭名昭著的“芝加哥帮”家乡的智利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芝加哥的南方同行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去获取影响力：通过与美国的媒体和经济学家建立联系以便在本国获得权力。

一旦在芝加哥接受过教育训练的经济学家因为新的有关经济管理的政治共识而获得好评时，他们的焦点会自然地转向制度和国家：这种所谓的转向超越了华盛顿共识。由于在国家权力和国际“专家意见市场”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既从外部也从内部合法化了他们的新的权力职位。

福卡德从另一角度强调了日益国际化的经济学专业的美国中心倾向。[3]她指出，经济学的国际化是重要的：首先，因为它赋予经济学家独特的符号资源以便“按照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原则重建社会”。其次，这些转变可以回馈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的专业化和社会界定。经济学没有正式的、封闭的认证体系，它作为一种专业的国际化过程就会倾向于按照跨大西洋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标准和实践来进行。

二、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中孕育发展

就其作为一场运动的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政治和知识领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反主流斗争。它是在一个以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兴起、西方民主社会中福利国家的兴起（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话来说，虚构的黄金时代）[4]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导地位为标志的历史时期中孕育发展的。在政治上，这场运动受到那些对国际上鼓吹并实施政府扩张的左派专家倍感沮丧的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在知识界，它产生于对凯恩斯主义政治学的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冲动，无论如何它都将为集权主义铺平道路。

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促成了一场广泛的论战，人们试图解释欧盟文明的衰败并寻求一条重建之路。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成为了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核心人物。他和一群在战后早期被主流政治学界排斥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瑞士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朝圣山学会。在他的开创性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认为无论是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还是“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重新分配”都会导致同样的专制结果――尽管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转变“更加缓慢、更间接和更不完整”。[5]按照哈耶克的话来说，由于对英语世界中进步论者对纳粹运动的特征的完全误解感到十分恼怒，该书代表一种意图纠正把纳粹主义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相等同的倾向的政治干预，也就是说，它是对声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由于“失败的资本主义体系苟延残喘”的产物的观念的一种驳斥。

在美国之外，自由主义智囊团在冷战区所制造的社会空间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这是它们在1989年之后提供新自由主义专家意见之外的另一项作用。基于在米兰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心（CESES）的一项研究，博克曼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局限空间”中，尤其是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她指出，无论是CESES的建立者，还是其活动的参与者，都没有强烈或一贯的反共产主义特性。CESES由并不绝对支持铁幕的任何一方的思想家组成，它提供了一个重要场所为知识生产者分享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验的知识。之前有学者（如吉尔?伊亚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扮演经济知识的实验室的角色；对这种看法的回应，博克曼强调CESES应该成为新自由主义影响知识专家和政治精英所必需的众多的知识生产站点之一。

三、市场中心主义：市场作为自由的源泉和判断标准

与其他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观念术语上解放“市场”并将其提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也就是说，在将它从各种类型的政治干预中解放出来――具有独到之处。它对市场嵌入性的抵制正好与大陆秩序自由主义（这可能是第一个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流派）相对立，更不用提介于集权主义和放任自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早期表述。值得注意的是，秩序自由主义是一个历史主义学派，哈耶克在走上彻底的自由放任道路之前，原本信奉的就是该学派的思想。

秩序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动力“嵌入”在政治中。该学派中心人物之一，威尔海姆?罗普克，尤其反对，认为市场是“一个自动运转的自立的进程”的观念。尽管也反对中央计划（补助），秩序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干预在经济上是必要的。秩序自由主义者呼吁在考虑周到的道德和法律框架之下，由强大和公正的政府支持，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措施和制度。他们还呼吁按照经济人道主义的精神，采用结构化政策消除垄断，通过去无产阶级化和经济分权政策改善社会中那些弱势成员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独特性体现在一些国际政治组织的使命中，这些组织标志着主流经济思想的政治制度化。战后早期产生了三个这样的组织：中间派民主国际（CDI），成立于1961年，致力于增进基督教民主党派之间的国际合作并促进新政党的建立；国际自由联盟（LI），于1947年在英国牛津成立；社会党国际（SI），于1951年在法兰克福成立，源于第一国际（1864-1879）和第二国际（1889）。国际自由联盟的成立，显示了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其影响在战后早期延伸到了斯堪的那维亚、法国、意大利以及一些低地国家。同时，伴随着国际民主联盟（IDU）在伦敦成立，新自由主义也在1983年正式开始国际化；在非正式场合，该组织也自称为“自由国际”。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乔治·布什（美国）、雅克·希拉克（法国）和赫尔穆特·科尔（德国）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建立了国际民主联盟。

国际自由联盟与国际民主联盟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国际自由联盟将市场与社区、贫困和社会正义等主题一起予以强调；它并没有提出关于个体或人类的全面理论，而是强调自由的制度条件，提防垄断和集权。比较而言，国际民主联盟明显地以市场为中心，更加个人主义。在2005年华盛顿政党领袖会议发布的《华盛顿宣言》中，国际民主联盟采用代表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术语――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私有财产、民主、独立司法和有限政府――描述自己，却没有响应国际自由联盟对社区、贫困、多边主义和集权的关注。

国际自由联盟还强调多边主义以及少数民族和种群的权利。从它的1997年声明：“我们相信，个人自由的条件包括法治、对完整和多样化教育的平等进入、言论和结社自由、对信息的获取、男性和女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对多元性的包容、社会融合、私人企业和就业机会的促进。我们相信，市民社会和宪政民主为政治秩序提供最公正和稳定的基础……我们相信，基于自由市场规则的经济会产生最有效率的财富和资源分配，鼓励创新，增进灵活性。我们相信，民主社会在国际法、尊重人权、少数民族和种群的权利、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承诺的框架之下通过全球和地区性组织实现紧密合作，是世界和平以及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

在国际民主联盟对其愿景的普适性以及对人类天性（即个人“对于自由的渴望”）的把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半宗教性质的元素。这符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IMF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描述。另外相互响应的是：1974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下议院从公文包中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宣布说“我们信这个”；米尔顿·弗里德曼用半福音式的语调将市场描述为人类自由的源泉和判断标准。

Ⅸ 新自由主义是怎样在美国兴起的

•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巿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是美国面临严重战略挑战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60、70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的批评声音，一种强大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体现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所以这种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没有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枳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 F•鲍威尔（LewfeF.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是某一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的董事会成员，曾经为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2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但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 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
  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
  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
  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因素。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人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是普世价值。
  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 11年时间。
  

Ⅹ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有哪些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有：

1、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

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2、倡导个人主义

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的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

3、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4、支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5、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

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6、主张私有化

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