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㈠ 新课改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中国教育报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目前还存在争鸣，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看，无外乎以下几点：
1、新课改中各家所追求的“直接理论基础”，应该是课程与教学论层面的理论基础，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理论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2、至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现代西方新理论”在新课改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新理论”进行解读、批判、改造、借鉴，既不能采取简单拒斥，也绝不能简单搬用、套用，更不能说它们是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尤其哲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西方哲学思潮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独断的同时，自身又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巨大局限性。
3、因此这个没有确定的答案，教育报曾经发表过争鸣讨论的文章。

㈡ 新课程基本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新课程理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设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专项经费。
为使新课程体系在实验区顺利推进教育部在高考、中考、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实验区给予政策支持。对参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单位、集体、个人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予以奖励。
新课程评价的改革
学生评价：
道德品质：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维护公德、关心集体、保护环境；自信、自尊、自强、自律、勤奋；能对个人的行为负责，表现出公民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学习能力：有学习的愿望与兴趣，能承担起学习的责任；能运用各种学习策略来提高学习水平，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能把不同的学科知识联系救民于水火，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分析、解析问题，具有初步的探究与创新精神等。
交流与合作：能与他人一起确立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处境和观点，能评价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个性与情感：对生活，学生有着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拥有自尊和自信；能积极乐观地对待挫折与困难，表现出勤奋、独立、自律、宽容和自强不息等优秀的个性品质、学科学习目标以各课程标准为依据。
教师评价：
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积极上进，具有奉献精神，公正、诚恳、具有健康心态，和团队合作的团队精神。
了解学生、尊重学生：能全面了解、研究、评价学生；尊重学生，关注个体差异；鼓励全体学生充分参与学习；进行积极的师生互动，赢得学生的尊敬。
教师设计与实施：能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使之适合于学生的经验、兴趣、知识水平。理解力和其它能力发展的现状与要求；与学生共同创设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讨论、质疑、探究、合作、交流的机会；积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选择利用校内外学习资源。
交流与反思：积极与学生、家长、校长、同事交流和沟通，能对自己地教育观念、教育教学进行反思，并制定改进计划。
此外，评价标准应用清楚、简炼，可测量的目标术语加以表述。
参考题
一。试述在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实现哪些转变？
答案要点：
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必然要求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
教师角色的转变：
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1）教师是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者；（2）教师是学生人生的引路人。
从教学瑕研究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与开发者。
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
教师行为的变化：
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
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4.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二。简述在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树立怎样的学生观？
答案要点：
学生是发展的人：
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
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
（3）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
学生是独特的人：
学生是完整的人；
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
（3）学生与成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3.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1）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依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
（2）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3）学生是责权主体。
三。阐述在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如何落实学习方式的转变？
答案要点：
要明确教师的职责：
帮助学生检视和反思自我，明了自己要学习什么和获得什么；（2）帮助学生寻找、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
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
（4）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并促进评价的内在化。
2.要开发和提供充分的课程资源：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我们试图带给学生的和学生经验得到的一切都是课程，而凡是有助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活动所能开发与利用的物质、精神、材料与素材，都是课程资源，如图书资料、音像资料、风俗习惯、文史典故、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与众不同的人和事（如独特的个性、卓越的创新、超常的表现）等等。
3.确立新的教学观：
教学的目的在于帮助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使之按自己的性向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展。教学是以促进学生的方式影响学习者的一系列行为，但应更多地视为是一项人际互动的过程。那种通过严格程式化的规则、过程、步骤进行监控的系统方法并不适应这项工作。

㈢ 新课程改革标准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是什么急急急！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靳玉乐 艾兴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

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

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

——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

———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

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要以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 克 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 克 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马 克 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 克 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 克 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 泽 民同志所提出的“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马 克 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 克 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 克 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 克 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 克 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

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 吴永军 宁婷婷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事关课程改革成败和基本方向的理论基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鸣。本文试图对国内学者有关理论基础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该项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收集到的论文及相关著作进行详细而深入地分析。笔者带领4位研究生通过《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经过三个月的收集与整理，统计出2003年到2007年的相关论文有240余篇，其中登载于核心期刊的有130余篇。笔者对此进行编目，在泛读、统计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再从20余种核心期刊中筛选出100篇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和分析。与此同时，笔者还兼顾了少量来自非核心期刊的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已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的相关章节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许多文章主要涉及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等三方面内容。对此，笔者主要围绕这三方面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在讨论课改的理论基础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识到了在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与混用等现象，但很少有学者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概念作详细的区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等同，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探讨。靳玉乐、艾兴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显然该文将两者等同而用。

第二，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罗槐认为应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度概括性的哲学理论。”[2]高天明认为，在讲课改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

第三，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探讨。和学新认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都有理论依据的功能，但在具体使用上具有层次上的区别[4]，“‘指导思想’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宏观层面来使用，指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要遵循的原理、原则或方法论层面的东西，‘理论基础’更多是从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的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一般指具体的理论依据。”[5]

(二)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论

1、理论基础是什么

2005年5月28日，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文章，文中阐明了对新课改理论基础的看法，随后《中国教育报》又相继推出相关的两组文章，自此以靳玉乐、艾兴的文章为引子，以《中国教育报》为主要平台的关于“课改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论争由此展开。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一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否“含糊不清”。靳玉乐等认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谁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一些学者如陈培瑞、崔国富、范会敏等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陈培瑞指出，课改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有新课程理论体系，但“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实在是看不出”，只是“隐约觉察到了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混乱”[6]。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福迎认为，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7]。

二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部分学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这引起了学者们对“理论基础应在什么层次上探讨”的争论。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应以后现代、多元智能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还有学者对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应坚持一元论，而在理论基础方面应坚持多元论。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主张，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如靳玉乐等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新课改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1]。

针对靳文，学者们又对“理论基础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高天明认为，靳玉乐等提出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而罗槐又对高天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高天明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认为，无论是从西方近代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来看，还是从“如何在‘多元性’中‘博采众长’”的需求来说，都应该从哲学层面来探讨理论基础。这里的“哲学”是指居于统领“多元性”地位的更高概括性的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2]。

另一种观点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多元理论指导新课改。如马福迎认为，课程改革理论要“多元性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他所指的“多元性”既指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智力等理论，也包括对“基础理论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和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7]。

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如王本陆在《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一文中提到，“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启发的，但仅靠它们来支撑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在是太单薄了……课程改革的理论建设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对教育学诸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吸纳，最好不要老把科学真理、先进理念之类的漂亮词汇挂在嘴上”[8]。潘新民、张薇薇指出“后现代知识观具有反科学知识倾向，不宜作为新课改的主导知识观”。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后现代知识观[9]。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均表达了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相结合，坚持一元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思想。如王华生指出，只有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样化与多元论等几个基本概念，才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靳玉乐等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为一体，这与高天明所说的只涉及到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含义是不同的。靳玉乐等还把“多元论与多样化混为一义”，而马福迎所指的“多元性”指的是“理论基础的多样化”，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基础相结合的原则”[10]。和学新认为争论问题的实质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以及如何对理论资源进行取舍和消化的问题”。他认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学说，“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在对各种理论学说，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有所取舍”[5]。

2、理论基础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西方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充斥着教育领域。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主要指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出生于外国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是否是舶来品等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

有学者对课改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评”，认为其理论基础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王本陆认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新课改“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8]。宋翠娥、王宝钧将我国现在的国情与20世纪的美国比较后认为，“从总体上讲，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和案例在我国还不具备实践的社会背景"[11]。

针对这些“批评”，有学者给予了回应。屠莉娅指出，从事实上看，“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对异域经验的借鉴已经远远超过了照搬迁移的层次”。她认为“盲目指称新课程改革是‘充当西方教育理论的试验田’，是‘光靠别人思考’的西方现行教育体系的舶来品，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在研究层次和水准上取得的进展”。另外她还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等于忠实于某种既定的教育理论”；“不能人为地确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关系”[12]。

3、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了传统

新课改理论基础对传统是合理继承了还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课改“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如王策三认为在教育改革创新时出现了一些误解。一是“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或者打倒，或者撇到一旁；重起炉灶，另来一套”。二是把改革对象和改革主张以及改革要求推向极端[13]。杨启亮则指出“在课程与教学变革中存在着本土化的缺失，应当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守护变革的本土化，这是每个中国人(匹夫)的文化责任”[14]。

针对“批评”，有学者进行了“反驳”。钟启泉、有宝华认为，任何的教育改革都会试图在传统文化这一宝库中撷取思想财富，寻求理论支撑，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在其中获得了滋养。不仅“在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科课程标准等)中都渗透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在诠释和论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中也明确将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与新课程联系起来”。而《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得出新课改的倡导者以及新课程“不讲继承，与传统一刀两断；重起炉灶，另来一套”的结论是武断和偏执的。另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谓传统?教育所继承的传统具体是什么?第二，改革是破与立的行为，只立而不破不是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肯定需要大破和大立，特别是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时，‘重起炉灶’往往不可避免，这难道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何况为稳重起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先立后破’和‘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15]

三、对该项研究的评价及展望

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恰恰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里的基本特征：观点纷呈，各执一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局面。

但是，反思这些研究与争论，笔者发现有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简单化”倾向：要么强烈质疑(甚至否定)，要么充分肯定，过于溢美。许多研究成果各执一词，偏于一隅，从自身比较狭窄的视域出发，据理力争，而往往这个“理”又多少有所偏颇。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总是站在各自立场，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通。

二是许多争论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新课改的误解与曲解。有些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改的全貌，“立论”时伴随很多“想象”，以思辨类的反思文章为主，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同时用各种理论(包括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进行佐证、分析，最后得出“情绪化”结论(多半是非议甚至诋毁)。例如，新课改饱受争议的是其确立了“后现代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传统”的忽视乃至否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误解。本次新课改无论是从指导本次新课改的根本性法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来看，还是权威性的新课改的阐释(如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具有现代取向，这是许多质疑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文章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一点。至于少数参与新课改的学者在文章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的言行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改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改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经常把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改政策相混淆。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往往就新课改而论新课改，局限在“教育(课程)视域”里，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与广阔的“社会学视角”的洞察。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关于理论基础的争论相信还将继续下去。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应当确立以下几种意识：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发展观。即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和世界视野的人都知道，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历史进程，这种借鉴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更能为我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式。

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融通”意识。研讨与争论时，应力求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千万不能偏于一隅，自说自话。尤其是在激烈交锋时，就说理而言，应当首先把参与各方争论的“前提”搞清楚，再据理力争。

三是要有“大智慧”，在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整合起来，全面理解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就整体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现代化及实现“现代性”依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16]。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多重社会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如西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有些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更要时刻警惕基于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想无疑是一剂良药和清醒剂。

两篇理论文章,足够你用了..........

㈣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是什么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处在推广阶段，但当前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涉及到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会对新课程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必须正确对待和引导。
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
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次课程改革。第一次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改革的理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第二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布鲁纳的结构主义；第三次课程改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兴的建构主义。
我国正在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的真理观、知识观为强调发展儿童自主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肖川：《知识观与教学》，《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
——钟启泉：《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和非线性模式》，《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
———周勇：《现代课程改革的知识重建思路与挑战》，《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1期
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隐隐约约能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课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是一个需要我们行动、对话和合作、回荡着多元声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课程改革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如果明确地以某种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那么就应该将理论基础进行完整、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者所设想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基本的课程理论体系，课程专家对课程改革的参与，主要目的也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轻视知识”思潮的争论，其目的也是为明确或澄清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果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混不清，就会导致改革实践上的不知所措。
我们并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 ，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出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它特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后现代主义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条件上，不能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不能不讲传统，与传统一刀两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刘硕：《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情况，另起炉灶，割裂革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国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直接应用到我国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我国并不是课程理论的源发国家，已有的课程理论，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基本观点大都是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毋庸置疑，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的课程理论，对国外的课程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充分了解和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课程理论非常必要。然而，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所谓借鉴，指的是拿别人的事作为镜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新华词典编写组：《新华词典》，第42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见借鉴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个是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我们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首先，在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外课程理论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国外的课程理论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存精华而去糟粕；其次，即使是先进的课程理论，也未必能用来作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任何课程理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实践条件，不是所有先进的课程理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的课程理论和经验，梳理我们传统的课程思想，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课程理念，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各种概念、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论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借鉴了国外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理念和经验的应用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我国不是经济、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整体水平来讲，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数量还少，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从社会的宏观背景来看，我国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发展得远远不够。

㈤ 新课程的四个基本理念是什么

新课程的四个基本理念是：

1、关注学生发展：

新课程的课堂教学评价，要体现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基本理念。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教学目标上，即要按照课程标准、教学内容的科学体系进行有序教学，完成知识、技能等基础性目标，同时还要注意学生发展性目标的形成。

其次，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体现学生主体，鼓励学生探究，高效实现目标。

2、强调教师成长：

依据新课程评价目标的要求，课堂教学评价要沿着促进教师成长的方向发展。其重点不在于鉴定教师的课堂教学结果，而是诊断教师课堂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制定教师的个人发展目标，满足教师的个人发展需求。

3、重视以学定教：

新课程课堂教学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就必须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进行改革，体现以学生的“学”来评价教师“教”的“以学论教”的评价思想，强调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状态为参照来评价课堂教学质量。

4、新课程的教学目标为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5)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扩展阅读：

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工业经济对于“效率”的崇拜又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以简约、规范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因此，建立在对知识加以分门别类基础之上的分科课程就成为课程结构最重要的特色。

此外，各门学科对于各自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权威性”的追求，不仅造成了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且使教科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严。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科书为载体知识便处于核心地位，成为制约教师和学生活动的依据。换言之，知识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目的。

㈥ 新课程的四个基本理念是什么

1、提高科学素养------新世纪对公民的基本要求。

2、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提高和收获。

3、倡导探究性学习------学习的方法和思路，为今后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4、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6)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扩展阅读：

学生是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对象，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学生，这是教育工作者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学生观的核心内涵是，学生究竟是人还是物。

至少在口头上，几乎任何人都认为学生是人，然而，在我们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却普遍存在着把学生当做任人摆布的物的现象。这涉及一个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这次课程改革对于学生的看法坚持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统一性、规范性

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学生具有“被决定”的一面。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阐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新课程必须具有必要的统一性、规范性，这一点在课程标准中得到了体现。

第二，主动性

作为具有主动性生命形式的人，学生与无生命的物和有生命的植物、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主动性，使人能够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超越自我。因此，在课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保护并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第三，学生具有“未完成性”。

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未完成性是指：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具有丰富的潜能，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蕴藏着对于复兴中华民族大业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充分发展是这次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使命。

㈦ 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有哪些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 本次课程改革是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展开的，这种形势要求新课程必须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规划和设计。 首先，组织学术力量，充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经验，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内容与方式。 其次，组织专家有重点地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等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研究与评估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寻求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 第三，借鉴的经验涉及各个方面，如各国普遍强调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基础学力的提高、信息素养的养成、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义务教育阶段试行综合课程，重建新的课程结构，建立国家课程标准；尊重学生经验，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实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探索发展性的课程评价，强调评价的教育功能；构建共享的课程管理机制，促进学校课程的适应性，等等。 第四，新课程特别重视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提出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等。在课程结构上，表现为九年一贯设置课程，小学设置综合课程，初中拥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两套计划，并充分考虑学科研究的基础，在课程标准的叙述上，保留一定的差异。在课程管理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等等。 （二）课程的继承与创新 新课程确切地说是改善课程的一次尝试，是课程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每次课改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5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课程改革，并由此形成基础教育课程的现行体系。综观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后的课程建设，有四方面比较突出的进展：一是在课程管理政策上改变了国家过于集中管理的方式，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课程管理的方式；二是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只有“学科课程”加“必修”的模式，增加了“活动课”、“选修课”等；三是推行了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初步推动了教材的多样化；四是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倡导了新的教育观念，激活了教育实践的改革。这些成就为构建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提供了必要基础。新课程根据社会发展、知识发展与学生发展对课程提出新要求的综合思考，试图在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从两级管理走向三级管理，使得真正发生教育的地方——学校，有一定的课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职责；根据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进一步推动了教材多样化策略，使得真正实现“一标多本”成为可能。同时，完善教材的审定制度，尝试建立教材的选用制度；提升学校和地方已经形成的素质教育经验，作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以供有志于课程改革的同仁分享。 （三）注重营造一种新的课程文化 新课程超越了教材改编作为课程改革标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单纯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阶段性，它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注重时间上的全程性与空间上的无限性，并通过这种新课程，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 所谓合作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开放性。每一位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促进其发展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实现。同时，每位儿童都有差异，他们的发展取决于有差异的课程，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提供有差异的课程。由于学校制度的建立与课程分化的传统，导致教师的行为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实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新课程强调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都是合作共同体的一分子，应尽可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合作的机会，并建立合作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新课程倡导与学生家长的合作，要求家长首先应知道自己的角色，认识到自己也是课程改革或学校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学校课程的决策人之一，而不是一个“局外人”；其次应了解新课程倡导家长享有对学校课程的知情权、评价权与建议权，学校或媒体都有义务告诉家长，他们的小孩在学校学些什么，怎样评价，以便家长可以做出决策或提供建议；第三应通过观察或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习需要、对学校或学习的态度以及素质报告单来评价学校课程的质量，并与学校或教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教育行动，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第四应对学校教育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是青少年的专门化的教育场所，学校所承担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因此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不能把一个家长的愿望强加给学校，要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家长责任，设身处地地为学校或教师着想。 所谓对话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民主性。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所有与课程利益有关的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对话。由于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的发展是全社会的焦点，因此，把什么样的课程交给儿童，或者说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不能让某个专家或某一群体的人来决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与协商，特别是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就目前而言，学生在学校里学什么，取决于教师教什么，教什么取决于专家编的教材说什么或专家出的考卷考什么。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教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教，教师没有机会与专家交流或对话，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新课程在国家标准制定时就非常强调对话与协商，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让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专家与教师，专家与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参与对话，或让他们共同参与对话。同时，把“课程标准”作为文本，要求专家、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不断地解读，并与之“对话”。 所谓探究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科学性。就课程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课程才是适合儿童的课程，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多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地持续探究；就一门课程来说，从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到课程评价，也需要不断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课程实施的一个环节来说，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健康的人，而不是相对静止的物。这种专业特性决定了教师的专业生活方式必须面对教育情景中的不确定性。教师每时每刻面对的情景都具有即时性，都有不同的一些方面，需要教师去解决，探究。例如，从理论上说，课前备课或计划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实施就是贯彻执行计划，而是要根据课堂情景进行调整。研究表明，课前计划过于充分的教师，在上课时对学生反倒不敏感，导致较少鼓励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和进行讨论。另外，课前计划详尽的教师所教的学生比计划简略的教师所教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上的分数要低。这说明，如果教师在上课时不随机应变（探究），课前计划就有可能起副作用。课前计划毕竟是带有主观性的设计蓝图，实施时的灵活性非常重要，新教师与熟练教师的差别往往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说，教学即探究，教师即研究者。新课程倡导探究文化，强调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课程创新。

㈧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有哪些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
本次课程改革是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展开的,这种形势要求新课程必须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规划和设计.
首先,组织学术力量,充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经验,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内容与方式.
其次,组织专家有重点地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等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研究与评估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寻求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
第三,借鉴的经验涉及各个方面,如各国普遍强调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基础学力的提高、信息素养的养成、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义务教育阶段试行综合课程,重建新的课程结构,建立国家课程标准；尊重学生经验,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实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探索发展性的课程评价,强调评价的教育功能；构建共享的课程管理机制,促进学校课程的适应性,等等.
第四,新课程特别重视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提出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等.在课程结构上,表现为九年一贯设置课程,小学设置综合课程,初中拥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两套计划,并充分考虑学科研究的基础,在课程标准的叙述上,保留一定的差异.在课程管理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等等.
（二）课程的继承与创新
新课程确切地说是改善课程的一次尝试,是课程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每次课改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5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课程改革,并由此形成基础教育课程的现行体系.综观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后的课程建设,有四方面比较突出的进展：一是在课程管理政策上改变了国家过于集中管理的方式,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课程管理的方式；二是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只有“学科课程”加“必修”的模式,增加了“活动课”、“选修课”等；三是推行了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初步推动了教材的多样化；四是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倡导了新的教育观念,激活了教育实践的改革.这些成就为构建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提供了必要基础.新课程根据社会发展、知识发展与学生发展对课程提出新要求的综合思考,试图在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从两级管理走向三级管理,使得真正发生教育的地方——学校,有一定的课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职责；根据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进一步推动了教材多样化策略,使得真正实现“一标多本”成为可能.同时,完善教材的审定制度,尝试建立教材的选用制度；提升学校和地方已经形成的素质教育经验,作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以供有志于课程改革的同仁分享.
（三）注重营造一种新的课程文化
新课程超越了教材改编作为课程改革标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单纯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阶段性,它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注重时间上的全程性与空间上的无限性,并通过这种新课程,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
所谓合作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开放性.每一位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促进其发展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实现.同时,每位儿童都有差异,他们的发展取决于有差异的课程,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提供有差异的课程.由于学校制度的建立与课程分化的传统,导致教师的行为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实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新课程强调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都是合作共同体的一分子,应尽可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合作的机会,并建立合作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新课程倡导与学生家长的合作,要求家长首先应知道自己的角色,认识到自己也是课程改革或学校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学校课程的决策人之一,而不是一个“局外人”；其次应了解新课程倡导家长享有对学校课程的知情权、评价权与建议权,学校或媒体都有义务告诉家长,他们的小孩在学校学些什么,怎样评价,以便家长可以做出决策或提供建议；第三应通过观察或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习需要、对学校或学习的态度以及素质报告单来评价学校课程的质量,并与学校或教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教育行动,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第四应对学校教育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是青少年的专门化的教育场所,学校所承担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因此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不能把一个家长的愿望强加给学校,要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家长责任,设身处地地为学校或教师着想.
所谓对话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民主性.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所有与课程利益有关的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对话.由于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的发展是全社会的焦点,因此,把什么样的课程交给儿童,或者说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不能让某个专家或某一群体的人来决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与协商,特别是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就目前而言,学生在学校里学什么,取决于教师教什么,教什么取决于专家编的教材说什么或专家出的考卷考什么.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教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教,教师没有机会与专家交流或对话,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新课程在国家标准制定时就非常强调对话与协商,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让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专家与教师,专家与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参与对话,或让他们共同参与对话.同时,把“课程标准”作为文本,要求专家、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不断地解读,并与之“对话”.
所谓探究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科学性.就课程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课程才是适合儿童的课程,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多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地持续探究；就一门课程来说,从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到课程评价,也需要不断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课程实施的一个环节来说,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健康的人,而不是相对静止的物.这种专业特性决定了教师的专业生活方式必须面对教育情景中的不确定性.教师每时每刻面对的情景都具有即时性,都有不同的一些方面,需要教师去解决,探究.例如,从理论上说,课前备课或计划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实施就是贯彻执行计划,而是要根据课堂情景进行调整.研究表明,课前计划过于充分的教师,在上课时对学生反倒不敏感,导致较少鼓励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和进行讨论.另外,课前计划详尽的教师所教的学生比计划简略的教师所教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上的分数要低.这说明,如果教师在上课时不随机应变（探究）,课前计划就有可能起副作用.课前计划毕竟是带有主观性的设计蓝图,实施时的灵活性非常重要,新教师与熟练教师的差别往往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说,教学即探究,教师即研究者.新课程倡导探究文化,强调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课程创新.在国家层面,尝试课程管理体制的创新,制定国家课程计划与课程标准；在地方与学校层面,确保国家课程计划与课程标准的严肃性,同时,鼓励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程创新,制定相应的计划或方案；在课堂或实施层面,要求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反对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确保课程对学生、学校、地方的适应性.

㈨ 新课程改革倡导的三大理念是什么

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倡导如下三大基本理念：

1.关注学生发展。

新课程的课堂教学评价，要体现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基本理念。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教学目标上，即要按照课程标准、教学内容的科学体系进行有序教学，完成知识、技能等基础性目标，同时还要注意学生发展性目标的形成。其次，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体现学生主体，鼓励学生探究，高效实现目标。

2.强调教师成长。

依据新课程评价目标的要求，课堂教学评价要沿着促进教师成长的方向发展。其重点不在于鉴定教师的课堂教学结果，而是诊断教师课堂教学的问题，制定教师的个人发展目标，满足教师的个人发展需求。

3.重视以学定教。

新课程课堂教学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就必须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进行改革，体现以学生的“学”来评价教师“教”的“以学论教”的评价思想，强调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状态为参照来评价课堂教学质量。提倡“以学论教”，主要从学生的情绪状态、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生成状态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①情绪状态：学生是否具有浓厚的兴趣，对学习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否能长时间保持兴趣，能否自我调节和控制学习情绪；学习过程是否愉悦，学习愿望是否可以不断得以增强。

②注意状态：学生是否始终关注讨论的主要问题，并能保持较长的注意力；学生的目光是否始终追随发言者（教师或学生）的一举一动；学生的倾听是否全神贯注，回答是否具有针对性。

③参与状态：学生是否全员参与学习活动；是否积极主动地投入思考并踊跃发言，兴致勃勃地参与讨论和发言，是否自觉地进行练习。

④交往状态：看整个课堂气氛是否民主、和谐、活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友好分工与合作；是否能虚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尊重他人的发言。遇到困难时，学生能否主动与他人交流、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⑤思维状态：学生是否围绕讨论的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学生回答问题的语言是否流畅、有条理，是否善于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是否敢于质疑，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学生的回答或见解是否有自己的思考或创意。

⑥生成状态：学生是否掌握应学的知识，是否全面完成了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否得到增强，是否有满足、成功和喜悦等积极的心理体验，是否对未来的学习充满了信心。

㈩ 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内容有：（1）指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的主要标准（2）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3）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起来（4）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