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以来

⑷ 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一、强调课程的人性化课程的人性化是在批评和总结了六十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中，因过分重视课程的现代化与结构化，而导致教育流于主智主义和科学主义，忽略了情意教育和审美教育，不利于培养健全个性公民的经验教训而产生的一种课程改革思潮，这是近年来世界各国课程发展的共同趋势之一。它强调课程改革的实施，应精减课程、减少教学时数、改变教学型态等，以有效协助学生"实现自我"为目标。同时讲究课程的乐趣化，引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进而达到有效学习的目的。 实践表明：课程呈现方式并非一定要刻板、单一、乏味，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事实上，课程的呈现若能做到生动活泼而有趣，让学生有"寓教于乐"的感觉而乐于学习，更有利于学习的顺利进行。否则，尽管课程编订有实用价值，但过于生涩艰深，则不易引起学习动机，难达到课程的预期目标。如日本、南朝鲜等国均以"快乐的学校"、"欢欣的教室"、"宽裕的课程"为其教育改革的前提。美国所提倡的所谓"个别处方学习"，则是强调依据学生个别的起点差异，设计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让学生按自己的实际进行个别化的学习，之后，通过对学生进行个别诊断，再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补救性质的教学活动，这种形式反复进行，最终达成学生有效学习的目标。 可见，重视学生个体需要的满足，提倡人文化的陶冶，处处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让学生在最合理的环境下学习，是当今各国强调课程人性化的具体表现。 二、力求课程的生活化课程内容应结合学生实际生活的需要，这是近年来课程发展的另一主调。随着社会的变迁，信息爆炸及知识技术的迅速推陈出新，传统的靠背诵知识为主的教育模式已经落后，为了适应快速的变迁，人们在学校除了学得基本知识外，更需要有学以致用，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各种生活挑战及工作所需的能力。正如英国哲学家怀德海认为的教育中的任务不是把死知识或"无活力的知识"灌输到儿童的脑子中去，而是使知识保持活力和防止知识的僵化，使儿童通过树木而见森林。譬如，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重要的不再是知道多少信息，而是能否收集、分析、研判、整合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不再是有多少数学、科学的知识，而是能否运用这些知识未解决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课程的生活化正是这一发展潮流的产物。它主张课程的发展应着重考虑提高学生对周边社会及生活环境的认识，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认为教育活动应重视生计教育、环境教育、劳动教育、信息教育……等一些实用取向的知识，做到学以致用，而不应只是单一形式的训练或机械记忆，课程内容也不应只是死记硬背一些杂乱无章的对实际生活毫无助益的零碎知识。所以，强调学习内容应着重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和正确的生活态度，成为课程生活化之要旨。 三、注重课程的整合化课程的整合化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课程发展的又一趋势。它要求每一阶段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或每一年级的教育课程一贯性的纵的配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衔接上的不良，也要求同一阶段同年级各科课程内容的横的联系，使课程的架构周延完整，对内容难易多寡相称合理，对学生的整体学习能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同时，随着文理科相互渗透日益深入，边缘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合，注重通才教育，使学生具备文理科知识学习的基本能力；此外，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或潜在课程)也在整合之列，提倡两者要相互兼顾，不能偏废。因为正式课程或显性课程虽是可预期的计划性学习，但是，若能兼顾没有预期而却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隐性课程或潜在课程的学习，则教育效果将会更好。 四、采行课程的弹性化所谓课程的弹性化是针对以往课程的单一化与僵化的缺失而提出来的。它主张课程的实施要留有伸缩余地，使教师和学生有自主教学的机会。事实上，以一种僵化刻板的课程实施于所有具有不同特质的学生身上，是不科学的，同时也是行不通的，这有违教育原理，因此，"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是今天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重要原则。在此原则下，欧美出现了所谓"变通学校"、"开放学校"、"自由学校"和"教育公园"等具有弹性的教育环境设施，此类学校在学制、课表及课程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强的伸缩性，在教学方式和学业成绩评定方面也采取多元化标准，以便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在日本也有"空白课程"的安排，其目的是让教师和学生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进程，选择补充教材进行教学活动。目前，世界各国在课程的改革中都避免课程单一化及形式化、僵化的缺失，而力求达到弹性化、有效化的目标。

⑸ 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有哪些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 本次课程改革是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展开的，这种形势要求新课程必须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规划和设计。 首先，组织学术力量，充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经验，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内容与方式。 其次，组织专家有重点地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等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研究与评估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寻求国际背景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 第三，借鉴的经验涉及各个方面，如各国普遍强调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基础学力的提高、信息素养的养成、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义务教育阶段试行综合课程，重建新的课程结构，建立国家课程标准；尊重学生经验，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实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探索发展性的课程评价，强调评价的教育功能；构建共享的课程管理机制，促进学校课程的适应性，等等。 第四，新课程特别重视国际经验的本土化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提出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等。在课程结构上，表现为九年一贯设置课程，小学设置综合课程，初中拥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两套计划，并充分考虑学科研究的基础，在课程标准的叙述上，保留一定的差异。在课程管理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等等。 （二）课程的继承与创新 新课程确切地说是改善课程的一次尝试，是课程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每次课改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5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课程改革，并由此形成基础教育课程的现行体系。综观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后的课程建设，有四方面比较突出的进展：一是在课程管理政策上改变了国家过于集中管理的方式，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课程管理的方式；二是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只有“学科课程”加“必修”的模式，增加了“活动课”、“选修课”等；三是推行了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教材多样化的方针，初步推动了教材的多样化；四是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倡导了新的教育观念，激活了教育实践的改革。这些成就为构建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提供了必要基础。新课程根据社会发展、知识发展与学生发展对课程提出新要求的综合思考，试图在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从两级管理走向三级管理，使得真正发生教育的地方——学校，有一定的课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职责；根据综合性、均衡性与选择性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课程标准”代替“教学大纲”，进一步推动了教材多样化策略，使得真正实现“一标多本”成为可能。同时，完善教材的审定制度，尝试建立教材的选用制度；提升学校和地方已经形成的素质教育经验，作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以供有志于课程改革的同仁分享。 （三）注重营造一种新的课程文化 新课程超越了教材改编作为课程改革标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单纯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阶段性，它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注重时间上的全程性与空间上的无限性，并通过这种新课程，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 所谓合作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开放性。每一位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促进其发展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实现。同时，每位儿童都有差异，他们的发展取决于有差异的课程，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提供有差异的课程。由于学校制度的建立与课程分化的传统，导致教师的行为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需要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实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新课程强调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都是合作共同体的一分子，应尽可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合作的机会，并建立合作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新课程倡导与学生家长的合作，要求家长首先应知道自己的角色，认识到自己也是课程改革或学校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学校课程的决策人之一，而不是一个“局外人”；其次应了解新课程倡导家长享有对学校课程的知情权、评价权与建议权，学校或媒体都有义务告诉家长，他们的小孩在学校学些什么，怎样评价，以便家长可以做出决策或提供建议；第三应通过观察或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习需要、对学校或学习的态度以及素质报告单来评价学校课程的质量，并与学校或教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采取相应的、适当的教育行动，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第四应对学校教育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是青少年的专门化的教育场所，学校所承担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因此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不能把一个家长的愿望强加给学校，要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家长责任，设身处地地为学校或教师着想。 所谓对话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民主性。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所有与课程利益有关的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对话。由于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儿童的发展是全社会的焦点，因此，把什么样的课程交给儿童，或者说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不能让某个专家或某一群体的人来决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与协商，特别是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就目前而言，学生在学校里学什么，取决于教师教什么，教什么取决于专家编的教材说什么或专家出的考卷考什么。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学，教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教，教师没有机会与专家交流或对话，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新课程在国家标准制定时就非常强调对话与协商，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让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专家与教师，专家与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参与对话，或让他们共同参与对话。同时，把“课程标准”作为文本，要求专家、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不断地解读，并与之“对话”。 所谓探究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科学性。就课程的历史来看，什么样的课程才是适合儿童的课程，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多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地持续探究；就一门课程来说，从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到课程评价，也需要不断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课程实施的一个环节来说，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健康的人，而不是相对静止的物。这种专业特性决定了教师的专业生活方式必须面对教育情景中的不确定性。教师每时每刻面对的情景都具有即时性，都有不同的一些方面，需要教师去解决，探究。例如，从理论上说，课前备课或计划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实施就是贯彻执行计划，而是要根据课堂情景进行调整。研究表明，课前计划过于充分的教师，在上课时对学生反倒不敏感，导致较少鼓励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和进行讨论。另外，课前计划详尽的教师所教的学生比计划简略的教师所教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上的分数要低。这说明，如果教师在上课时不随机应变（探究），课前计划就有可能起副作用。课前计划毕竟是带有主观性的设计蓝图，实施时的灵活性非常重要，新教师与熟练教师的差别往往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说，教学即探究，教师即研究者。新课程倡导探究文化，强调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课程创新。

⑹ 新课程改革关键看什么发生变化

新课程改革关键在观念改变
国家全面开展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 “高效课堂”、内“卓越容课堂”等名词在各地到处涌现，无非是想借改革的东风彻实的减轻学生负担、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而各种教学改革的关键应该是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真正实现从传统到高效课堂的意识转变

⑺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7)新课程改革以来扩展阅读：

1、转变了教师观念和角色换位。

在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指导下，教师逐步树立了“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引导者”、“教师是学生‘平等中的首席’，要积极倡导以学生学习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实现了角色的换位转变。

教师从传统教学的传授者逐步转向现代教学的组织者、学生探索知识的引导者和合作者，实现了师生之间关系和谐、民主、平等地位。

2、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更加活跃，教师在进行常规教研活动以外，又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使教学研究气氛空前浓厚，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能力、实施设计的能力、评价与总结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为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改变了学生学习方式。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了学习的责任感；注重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培养了学生从寻求不同途径获取知识的能力；注重了学生批判意识和怀疑意识的培养，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⑻ 新中国真的发生了八次课程改革吗

2001年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被称为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自从实施以来，历经十载有余，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热议。今天，重新讨论它，是为了澄清“课程改革”的本体认识问题。

一、“课程改革”：系统的、多层次课程文化实践

谈到“课程改革”，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是在“课程”一词上，这是我国新课程改革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关于“课程”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共享的内涵。但可以肯定一点，“课程”是一个可以具体指称的实在。同样，对于“改革”，人们也有各自不同的认识。查阅《说文解字》可以知道，“改，更也，从攴、己。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说明“改、革”是同义复词，词典上对其解释为“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情况的”。这个意思，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除旧布新”。因为课程改革的行为发生在学校领域，所以可以认为，“课程”主要指发生在学校场域的一切教育经验，包括显性的教学科目及围绕着这些科目所展开的各种教育活动。有学者认识到“‘课程’和‘学科’、‘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形之下，课程一词，则嫌笼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多数教育工作者认同课程是教学的一部分。“第一，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和。第二，‘课程’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两种称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思想中的“课程改革”其实就是“教学科目的改革”。

但是，就我国近十年来的新课程改革而言，每每见诸报端的“课程改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参照各方面对新课程改革的解读，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新课程改革不是对课程内容的简单调整，不是新旧教材的替换，而是一次旨在以课程为核心的波及整个教育领域的系统改革，是一场课程文化的革新，是教育观念与价值的转变，涉及课程的理念、目标、结构、管理、方法与评价等方面。《简明国际教育网络全书•课程》指出，课程改革是形容具体变革的一个概念，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程度很深的课程变革，涉及学校体制变化和课程的全面修正，它的基础是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和方向调整，而且常常在政治制度方面展开。那么，课程改革应该“变革”哪些方面呢？肯尼迪坚持认为，“课程改革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限制之下，的的确确关于教什么和组织的变革”，这是变革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格拉索恩和杰拉尔则认为，课程改革不单单涉及内容和组织，还主要指向学生和教师。哈格里夫斯进一步指出，课程改革与社会变革相互关联。改变课程，意味着朝向教育理想奔走，同时要改变支持课程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脉络。

既然课程意味着一种理想教育的蓝图，那么，学校课程就绝对不是教学内容或科目这么简单。课程改革也绝对不能只关注“教什么”，更要关注“怎么教”、支持这些课程活动的文化系统及其指向的经验结果。“学校课程的宗旨在于促使我们关切自己与他人，帮助我们在公共领域成为致力于建设民主社会的公民，在私人领域成为对他人负责的个体，运用智力、敏感与勇气去思考和行动。”“课程不再是一个事物，也不仅是一个过程。它成为一个动词，一种行动，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私人的意义，一种公共的希望。课程不只是我们劳作的场所，也是我们劳作的成果，在转变我们的同时也转变自身。”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课程变革是教育自身的应有之意，因为课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有学者从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政治文化学等角度出发，把课程改革看做一种价值负载的活动，一种制度安排的活动，一种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是不同的主体通过行使文化资源配置权力来促进课程、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的文化实践活动。课程改革的本质是学校文化的重建，包括“学校课程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以及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环境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学校独特的文化”。

改革的本质是革故鼎新。课程改革就是将课程中陈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变为新的能适应社会、文化、儿童以及教育客观情况的特殊过程，旨在改掉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使之趋向合理完善。课程改革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的整体变革是学校课程改革的触发器。社会的整体变革需要教育变革，教育变革可能引发其下位概念的课程进行改革。课程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价值观念、内容、方法、方式和评价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涉及学生培养质量问题，是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核心问题”。

一言以蔽之，课程改革不只是教学内容或教学科目的变革，其本质是学校自身的文化重建，是因深刻的文化矛盾和冲突引起的课程文化的变革。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在理念、内容、方法、管理、方式和评价等方面进行除旧布新，以关切人的现实世界和更加美好的未来。课程改革的核心概念是“改革”。因而对于“课程改革”是不是正在发生的理解，有两点必须抓住：

第一，进行改革的是不是“课程”，有没有确立新的课程愿景，有没有形成新的课程目标，有没有颁发新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有没有开发出承载新的价值取向的课程资源；第二，是不是“除旧布新”的“改革”，有没有基于课程愿景和课程标准的实施行为，是不是产生教育文化意义上的变化。

Goodlad将课程分为五个不同层次：理想课程、文件课程、理解课程、运作课程和经验课程。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是课程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存在；二是课程是民主的、开放的；三是课程主体是多元的，课程层次概念内在地关涉了不同的课程主体（见表1）；四是表明了课程实施是课程改革的关键，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人物；五是这是一种大课程观，明确地表明了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如果只有某一层次的改动，只是停留在理想或文件层面的变化，没有进入教育实践并具体指向学生经验课程的变革，没有真正转化为教师理解的课程、运作的课程并最终成为影响学生生命的经验课程，这并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一次课程改革”。课程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发展的经验发展过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的课程改革，都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关联的、相互整合的文本与实践的文化重建过程。我们可以列出课程与课程改革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2）

课程层次和不同的课程主体

课程与课程改革的对应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有些改革只是部分课程层次的调整，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判断是否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应该关注“文本”与“实践”两个大层次上的共同调整。基于此，我们将从这两个层次对所谓的“八次”课程改革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见表3）

课程变革的层次

注：表中每一个数字代表一种课程层次的调整。如：1、2、3、4、5分别代表理想课程等某一课程层次的调整，6、7、8、9、10、11等分别代表某两或三个层次的课程调整，13代表课程文本与实践层面的整体变革。

二、对“八次课程改革”的简单梳理

一般认为，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经历了八次改革。对于这所谓的八次课程改革，到底依循的是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提出了什么样的课程价值观？究竟实施了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应分析的需要，笔者在此仅作简要的梳理。

“第一次课程改革”于1949年启动，1952年结束。1949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对旧教育实行“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指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次“课程改革”，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中小学的课程体系、制度和传统，内容包括：（1）规定了中小学的课程门类，统一了课程安排和课时安排，优化了中小学课程的比例结构和衔接；（2）颁布了不少学科的新教学大纲；（3）教材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采用旧教材，后来才过渡到修改旧教材再到编写新的教材。1951年7月，中央教育部决定从秋季起选用第一套通用教材（即刘松涛等编写的老解放区小学算术课本和俞子夷编写的另一套小学算术课本），从1951年秋季起，中小学才开始增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以《小学各科课程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为具体依据，新编和修订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195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从1951年开始编写的11本中学新教材；同年，中学数学大部分采用东北区编译的苏联数学课本。为实行五年一贯制，人民教育出版社又编写出版了小学语文和算术课本。1952年最为重要的教育事件，是公布了《小学暂行规程》和《中学暂行规程》，这是第一个全面规范中小学课程的政府文件，明确了中小学学校教育宗旨，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中小学学校教育体系。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11月26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标志着“第二次课程改革”启动。这次“课程改革”主要是师法苏联，服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3—1957年，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教学计划每年都有调整，课程设置变动频繁。

1956年，教育部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各学科专家编辑出版了第二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但是，第二套教材只使用了一年，因为以苏联教材为蓝本，内容偏深过难，被教育部要求精简。

1958—1965年的“第三次课程改革”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据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在基础教育课程领域进行如下改革：下放课程管理权力；缩短学制，自编教材，自请教师；组织参加生产劳动，建设生产劳动课程；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对教师的思想改造。后一阶段是1961—1965年的课程调整时期。在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党中央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纠正“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基础教育课程作如下调整。（1）统一管理基础教育课程。1963年3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中小学课程实施统一管理，首次提出了“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2）制订新教学计划。1963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确立了“语、数”为小学核心课程，“语、数、外”为中学核心课程。（3）制订新教学大纲，编写新教材。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重新确立了各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基本的教学内容，强调“双基”的掌握和训练。1961年秋季，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在全国十年制的学校试用，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从1962年夏季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又着手编写十二年制的中小学教材，这即是全国通用的第四套教材，到1963年秋季，这套教材的第一册开始在全日制中小学校正式使用。

“第四次课程改革”即“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的“教育革命”。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和制度被当做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和废除。原有的中小学教材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而加以全盘否定，要求精简课程，建立“革命化”课程，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不再受重视。课程实施“政治化”、“实践化”，采取“开门教学”，实行“开门考试”。学校教育受到严重影响，没有正常化的教学过程。

“第五次课程改革”是197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开始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1）统一了学制，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十年，小学五年，中学五年。（2）恢复了“文革”前实施的分科课程模式和开设的主要课程，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3）1977年开始恢复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工作，集中编写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78年秋在全国使用。这些举措为后期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

到1981年，经过了两年课程领域的拨乱反正，课程发展趋向正常化。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将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重点，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新的形势要求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即“第六次课程改革”。第六次课程改革的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在课程设置上，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并修订颁布了五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调整了课程和课时；小学设置弹性学制。（2）制定了一些课程的教学大纲，如思想品德、音乐。（3）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了第六套全国通用教材。这一时期，课程领域开始系统介绍国外的课程理论的研究，借鉴国外课程改革的经验，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课程改革”经验进行认真总结。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第六次课程改革”结束，“第七次课程改革”启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三个面向”的教育目标，以“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根本出发点，从根本体制入手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提出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进入依法治教的新阶段。具体说来，这一时期，首先，改革了课程计划。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首次将“教学计划”更名为“课程计划”，此课程计划将课程表分为“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种，把全部课程分为学科类和活动类两大类，基础教育课程开始改变“小学—中学”的传统分段设计，而代之以“义务教育—高中”两阶段统一设计。其次，优化了课程结构。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设置地方课程，改变了我国国家课程一统天下的课程结构。在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如小学开设综合课，初中开设选修课，活动也正式纳入初中的教学计划。另外，更新了课程内容，降低了难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全新编写和修订的第七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于1988年秋开始使用。

由于这一时期的改革，课程价值观念还是社会政治本位的，仍存在课程体系缺乏统整，课程门类过多，课程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繁、难、偏、旧”，课程评价改革滞后，课程目标不够完善等诸方面的问题。于是，从1996年开始，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开始组织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进行调研，从而引发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们称之为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三、真正意义上的“五次”课程改革

笔者在审视这“八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发现，每一次“课程改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一样的。如果对此不加澄清，必然不利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贯彻实施。“八次课程改革”的提法，主要是以“是否出现新的教育文件或教材”为依据。每一次新的《教学大纲》或《标准》的公布以及新编写的中小学教材的使用，可以认为是“新的课程文本”，但并不一定是完整意义上的“改革”。所以，“八次课程改革”的说法是简单化的说法。只能说其中公布了八次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编写过八次新的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但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因此，既需要关注“课程”的革新，又需要区分哪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依据上面的梳理，笔者建构了课程改革的判断标志。一是文本层面的有无除旧布新：有无颁布“新的”“大纲（标准）”；二是实践层面有无除旧布新：新的课程有无进入实践并对学生、教师和学校文化产生影响。据此认为只有1952年、1963年、1978年、1992年、2001年等为起点的五次改革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见表4）

五次课改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课程改革，以1952年颁布《中小学暂行规程》到1956年的颁发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和编写全国通用教材为标志。新中国刚刚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教育基本沿袭旧制，全国各地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都不尽一致，因此需要尽快恢复和整顿，设置符合新中国特色的中小学课程。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虽然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学计划，但目的旨在“规定统一的标准”，没有实在的课程改革意义。直到1952年，新的《中小学暂行规程》颁布，借鉴老解放区和苏联的课程，才建立了一套新的课程体系，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中小学学校教育体系。教育部参考苏联教科书，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重编了适合新中国需要的教科书。无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课程改革始于此。1953—1957年之间，几乎每年都重新颁布中小学计划。这些计划在课程理念上，与1952年《中小学暂行规程》的规定，前后是延续的关系。直到1956年颁发了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编写了第二套全国通用教材，使1952年提出课程理念与目标以课程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因而从科学的角度上讲，1952年到1957年期间的课程理念与目标等是一致的，可以看做一次课程改革。这次课程改革所涉及的课程设置问题、教学大纲的研制问题、教材的编写问题等，都是基于1952年的改革。尽管这个时候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只有教学的理论，没有课程的理论，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此次已经较多地涉及课程领域问题，既有课程文本的编写，也有课程实践的改革，无疑是一次比较完整的课程改造，因而可以算作新中国第一次课程改革。

第二次课程改革，发生在1961—1965年之间，以1963年公布的各学科的教学大纲为标志。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课程的变化，只是局部的改变，并未影响全局。1963年强调对中小学课程实施统一管理，重新编写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学大纲，确立了各学科的性质、任务与教学内容，强调“双基”的地位，定位了中小学核心课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一套系统的以知识体系为标志的教材并在全国推广使用。这一系列的做法，对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与教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1961—1965年所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工作可以认为是一次真正意义的“课程改革”，可以认为是新中国第二次课程改革。

1966—1976年期间，课程的变化只在政治运动下被动的变化，不是主动的有积极意义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是没有课程概念而言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不受重视，学校教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把实践庸俗化，一切其实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处处呈现教育文化的弱化和教育本体功能的异化。学校教育经历了一场灾难，根本不能称之为课程改革。

第三次课程改革，以1978年颁布中小学新的教学计划为标志。“文革”结束后，随着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推进，教育事业发生了重要变革。1978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制定了各学科新的教学大纲，开始基础教育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一方面，恢复了“文革”前实施的分科课程模式和开设的主要课程；另一方面，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了学制，编写了全国通用的第五套教材。1980—1985年的“课程改革”，实际是1978年课程改革的延续。从文本课程角度看，是对1978年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修订与完善。这一时期提出将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战略重点，意义重大。中国的课程开始围绕现代化、国际化展开。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开始注意美育课程，注意去政治化，向道德教育回归。这次课程改革不仅重视了“双基”，而且注意对课程结构进行调整，开始注意课程理论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这两次课程改革是衔接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后来课程改革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四次课程改革，以1992年颁布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为标志。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适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从1988年开始研制新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1992年8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布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以下简称课程计划）和24个学科的教学大纲（试用）。课程计划一改往日“教学计划”的称谓，突出以德育为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后来，又将“课程管理”作为课程计划的一部分独立出来。该课程计划于1993年秋季起在全国试行。1992年，召开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强调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3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直接促使了中小学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其后，国家教委于1996年颁布了同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相衔接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稿）》。毋庸置疑，这次课程改革是一个大动作，它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充分吸收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课程改革经验及教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理性，立足于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不但在文本层面制定了新的课程计划，而且要求在课程实践上改变以往“应试教育”的做法，提倡素质教育，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

第五次课程改革，即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在世纪之交，人们开始总结和反思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就和挑战。为培养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的创新性人才，必须进行深入的教育变革，其中包括课程改革。现实的基础教育课程在课程理念、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课程评价、课程目标上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主体地位以及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已有的课程不能照顾到学习者的需要，因而还是不能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于是继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课程改革的兴起，我国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程改革影响之大、历时之长、意义之重，是以往所没有的。“新课改”遵循“先实践，后推广”的原则，于2001年9月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了实验，2002年秋季起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课程改革的目标具体明确，以人为本，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贯穿于人的培养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课程设置也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要求。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决策、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合理的改革建议。对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方面都提出了系统化的方案。因此，可以看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

综上可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只有五次，即1952年起为引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造旧教育而进行的课程改革；1963年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双基”和中小学核心课程的课程改革；1978年“文革”后拨乱反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国内国际对人才的需求而开展的，旨在增强综合国力的课程改革；1992年建立在义务教育基础之上，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而进行的课程改革；2001年开始实验，一直延续至今的，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新课程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没有明确的“课程”概念的。在当时看来，教学论是涵盖课程论的，课程只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讨论。然而，自从新课程改革推行以来，一夜之间，出现了“八次课程改革”。细细分析，原因在于人们将历史上任何课程文本的公布统统当做课程改革来对待，这与原来将教学大纲视为课程不无关系。且所谓的“课程改革”在时间的分布上没有断层的现象。“课程改革”一词是世纪之交由于“新课改”的需要催生出来，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但它最初却是由西方的课程理论界提出来的。我国的课程理论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自发研究的迹象，在此之前，并未研究过“课程”，而只研究“教学”。如此背景之下，之前的教育改革中不可能有冠冕堂皇的“课程改革”的出现，即使有，也只能叫做“教学改革”，这也是有部分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次课程改革予以否认的原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必然引发新的理念的产生，这时候就要论证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术语（其实是术语背后的理念）的区别与联系，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认为是”或“我认为”这样想当然的态度。当人们对一个新鲜事物的本性认识不清的时候，就可能进行错误的解读，形成错误的理念，进而产生错误的行为。这就会致使改革兜圈子、走回头路，浪费财力、人力、物力，吃力不讨好。

⑼ 新课程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最佳答案
新课程改革教学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 对EPD课堂教学实践的案例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市东城区研修中心 陈红

EPD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对青少年和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环境教育、人口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改善环境、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EPD课堂教学原则

EPD课堂教学原则是“主体探究、综合渗透、合作活动、创新发展”。又称“16字实验原则”。

（一）解读“16字实验原则”

主体探究：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建构学生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与终身发展所需要的主动探究精神与能力。

综合渗透：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要注重以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为核心内容，将相关学科内容以及校内外相关信息综合起来，随机渗透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能力。

合作活动：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将指导学生开展小组及全班讨论与其他合作探究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活动形式。

创新发展：教师要注重以新型教育教学模式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相关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同时促进教师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身心健康的发展。

（二）新课程改革与“16字实验原则”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在学习内容上，要精选对学生生活和终身发展有用的知识，如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在学习方式上，要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积极探究、与人合作，形成主动学习、合作学习的态度。在课程资源上，要构建开放式的课堂，重视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学校与社会、家庭密切联系，教育资源共享的开放性课程。新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可见，“16字实验原则”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16字实验原则”中的“主体探究”、“合作活动”符合新课程标准中“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要求；“16字实验原则”中的“综合渗透”符合新课程标准中“精选对学生生活和终身发展有用的知识”和“构建开放式的课堂”的要求；而“创新发展”是EPD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共同追求的目标。

二、EPD课堂教学原则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

（一）“主体探究”原则的实施

1．注重同步设计与同步推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主动探究学习。

2．注重把指导学生做好课前知识预习与问题探究作为起步课堂教学的第一环节，促使课堂学习过程前移。

3．指导学生独立选定研究专题，并进行自主探究。

案例一：北京55中刘爱英老师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节课，在课前布置学生预习我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带领学生实地调查北京首钢，了解首钢在实行清洁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预习和调查的资料，通过展示、讨论、探究，引导学生认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为北京首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后，学生各抒己见，如何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一案例说明，教师非常重视课前知识预习和课堂自主探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的主动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地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二）“综合渗透”原则的实施

1．注重在分科课程教学中确定EPD相关知识点并实施渗透教育。

2．注重在综合课程教学中确定EPD相关知识点并实施渗透教育。

案例二：北京5中分校刘凤英老师《长江》这节课，教学内容主要有长江巨大的水能、长江的航运、长江洪灾等三部分内容。教师选择了“长江洪灾”这部分内容作为EPD渗透点。首先，让学生观看一段录像，让学生体验洪水的巨大破坏力。然后出示长江洪灾发生频率表格，让学生看出长江洪灾的发生频率很高。引出问题：长江为什么洪水多发？教师发给每组同学1998年长江洪灾的有关资料，让学生分析长江洪水多发的自然和人为原因。接着，让学生讨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洪呢？最后，教师小结：只有给水以家园，给万物生灵以家园，人类才有自己的家园；只有给水以活路，给万物生灵以活路，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

这是在地理学科中确定EPD相关知识点并实施渗透教育的一个案例。从这个案例看出，教师认真分析教材，挖掘教材合适的EPD渗透点，并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使学生充分参与，初步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提高了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

（三）“合作活动”原则的实施

1．注重为小组和全班讨论及其他合作探究活动提供较为充分的时间与空间。

2．注重启发各层次学生参与讨论，以利于培养学生合作互助精神和集体探究精神。

3．注重教师同学生的合作，有效发挥教师在深入理解难点并掌握重点知识方面的主导作用。

案例三：景山学校赵国红老师的《巴西》这节课，课前教师让学生自由组合为四个小组：巴西概况组、热带雨林组、巴西经济发展组、巴西之旅组。每个组有一张组员分工表，组员各负其责，进行合作学习。教师对各组的资料进行精选和把关。课堂上，巴西概况组的同学根据查询的资料，介绍巴西的位置、面积、人口、地形、气候等资料。热带雨林组的同学分别扮演林业部长、外国开发商、当地农民、生态学家等角色，通过角色模拟讨论热带雨林的开发与保护问题。巴西经济发展组的同学模拟巴西工业部长、农业部长等政府官员与外商见面会商讨投资问题。巴西之旅组的同学模拟导游，带领全班同学走进巴西，领略巴西风光。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各组进行点拨、补充和评述。

这个案例说明，教师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学习、角色扮演、辩论等形式多样的合作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合作互助精神和集体探究精神。

（四）“创新发展”原则的实施

1．注重通过EPD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教育激发学生形成创新精神与能力。

2．注重促进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在EPD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同步发展。

案例四：北京5中程翠烟老师的《传统工业区》这节课，教材采用案例编写的方法，以德国鲁尔区为案例，来讲述传统工业区。程老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结合我国实际，增加了我国“东北工业区”这一案例，让学生根据资料分析东北工业区的区位优势、衰落原因，启发学生通过学习鲁尔区，借鉴鲁尔区的先进经验，为实现我国“振兴东北”的战略目标出谋划策。

这个案例说明，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有创新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为振兴东北献计献策，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了师生的同步发展。

三、新课程改革与EPD课堂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

为了便于理解，“16字实验原则”的内涵和操作方法都是按“主体探究”、“综合渗透”、“合作活动”、“创新发展”四个方面分别讲述的。但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综合运用，不可断章取义。

“主体探究、综合渗透、合作活动、创新发展”16个字中，最核心的是“主体”和“渗透”4个字，前者体现了主体教育思想，后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思想，这是EPD教育的两根理论支柱，缺一不可。因此，在进行EPD课堂教学实践时，一方面要分析和研究教材，挖掘教材中的EPD渗透点；另一方面要了解学生，鼓励探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是说，要有新的教材观和学生观。这是新课程改革与EPD课堂教学实践的结合点。

（一）新的教材观

教材不是教学的至高权威和惟一依据。教师不是教材的执行者，而是教材的研发者。教师结合学生实际和生活实际，对教材研究后进行二次开发。

（二）新的学生观

新的学生观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鼓励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小组学习与合作学习等。

（三）正确评价“综合渗透”（新的评价观）

评价一节课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效地进行了EPD教育的渗透，需要把握两点：

1．把握好“度”。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EPD教育，并不是一节课中EPD的内容越多，效果就越好。要根据学科特点、教材特点、学生特点来决定。

北京5中分校刘凤英老师《长江》一课，渗透点是长江洪灾；景山学校赵国红老师《巴西》一课，渗透点是热带雨林砍伐与保护；北京55中刘爱英老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节课，则是在进行EPD教育。

所以，既要在教材中充分挖掘EPD的渗透点，又要掌握好分寸把握好度。不能因为过多的堆砌而冲淡了学科教学本身的特点。

2．要力求自然。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EPD教育，要做到自然、和谐，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不是大段的说教，而是通过具体事例、现象，让学生体验和顿悟，师生达到共鸣。

北京5中分校刘凤英老师《长江》一课，通过1998年长江洪灾的一段资料分析，让学生悟出人与水共存亡的道理；景山学校赵国红老师《巴西》一课，通过热带雨林砍伐与保护的讨论，使学生悟出环境与发展要协调一致的道理；北京5中程翠烟老师的《传统工业区》一课，通过分析工业区繁荣－衰落－振兴的过程，揭示人与环境协调－不协调－再协调的关系。北京55中刘爱英老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课，通过大量关于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感性材料和图片，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迫切性。这些老师在教学中都非常自然地进行了EPD教育的渗透。

通过自然的渗透，既保证甚至提高了学科教学的质量，又使这节课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深化和升华，可谓画龙点睛、锦上添花。

教学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章 课程改革的背景和目标

新世纪之初，我国建国以来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正以令世人瞩目的迅猛之势在全国顺利推进。这次改革，步伐之大，速度之快，难度之大，都是前七次改革所不可比拟的。它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正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改革潮流之中，相信它必将对我国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课程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1．有人提出，1992年刚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试用)，时隔几年，是否有必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是集中体现和反映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载体，因此，课程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们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作的主观反应。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一定社会中的教育是否要进行改革，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乃至规模。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地说明了上述论断。
整个教育发展史的事实表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将引发学校教育的重大变革。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之所以被人们称做教育改革的世纪，其原因也在于此。
20世纪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一个世纪。在社会发生如此急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教育必将随之而发生相应的改革，其中，涉及面甚广，可以被称做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的就有三次。在这三次世界性的课程改革期间，为了使改革达到预期目的，各国在教育方面所作的其规模或大或小的调整、完善更是难以胜数。
20世纪中国的教育也始终处于不断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清朝末年学堂的兴办，癸卯学制的颁布，辛亥革命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教育改革姑且不论，仅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的时间而言，除了几次重大的学制调整之外，在基础教育课程和教材领域，至少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众所周知，我国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脱胎于欧、美、日等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体制。尽管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所处的地域等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的教育表现出互不相同的特点，有其个性的一面，然而，由于它们都是孕育、发展、完善于工业经济时代，所以，它们又表现出了非常相似的共同的特点，又有其共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它对于工业经济时代各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教育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越来越自觉地把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重要手段，以至于许多有识之士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
工业经济时代的学校教育模式的功能或价值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生产者和劳动者，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学校教育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价值。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专注于经济增长、不顾人的发展的教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不着手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将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各国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原因也在于此。

2．当前整个时代发展具有哪些特征?对基础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做出准确的概括并非易事，在这里，我们只谈对当前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时代发展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
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产、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预示着人类发展新时代的到来。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发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此后，“知识经济”一词便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由于从20世纪如年代起，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总和，因此，人们把21世纪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因此，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相当于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的原材料、工具、资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资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传统的产业工人。所谓知识劳动者，主要是指从事知识、信息收集、处理、加工和传递工作的劳动者。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将改变“文盲”这一概念的传统内涵，“文盲”一词将不再单纯是指没有文化、知识的人，而是指不能继续学习，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把知识经济